中國大歷史第五章第一帝國：樹立楷模(3)

第五章第一帝國：樹立楷模(3)

　　【外戚專權】

　　可是在這些軍事行動中已產生了一個皇帝外戚得權的成例。劉徹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他也深恐自己的權力落入他人之手。在他的私生活裡，他不能忘情於女色，因此而發生不少周折。在軍事行動中他對自己所寵信的將領賞賜過厚，而對其他人則處分過厲。總之，在征匈奴諸役的過程中他集結了龐大的權力，既不能使之制度化，也不便讓人代理。李廣為能將，得人心，漢軍及匈奴對他有同樣的敬畏，可是始終不得封賞。在最後一次征戰之中，他被逼迂迴，終在行軍時失道。大將軍衛青，是皇后衛子夫之異母弟，揚言要報告皇帝聽候御前處分，李廣羞憤之餘，引刀自裁。但另一面，衛青的三個兒子尚在孩提之中，已因父親的軍功封侯。另外一個將軍霍去病是皇后的外甥，也始終受皇帝恩寵。各方傳聞前線將士饑不得食，霍去病行軍之廚車南歸時猶有剩餘之珍品，皇帝也置之不問。只因霍去病英年早逝，不及封上大將軍名號。後來此名號落在他異母弟霍光頭上，而霍光終生未率兵出塞，可是卻成為朝政糾紛的中心。

　　武帝既歿，霍光為攝政，輔助一個八歲的小皇帝，如此十三年，這髫齡的皇帝也未有子嗣而先歿。霍光與皇后商議之後迎立一位皇子為帝，才二十七天，他認為這皇嗣不符合他理想的尺度，廢之而更立武帝的另一個後裔。他才十八歲，旁人指出他和霍光乘坐同車之時表現著極度不安的形色。

　　可是霍光也並沒有成就無人敢與之爭的權威。公元前八十年他執行了一次整肅，反對他的一派多人被處死，包括前述執行武帝財政的桑弘羊。現存的史料根據當日朝廷紀錄寫成，內中指出這些人意在謀反，企圖罷廢皇帝，而另立其他一位皇子。可見他們與霍光之衝突，可以追溯到很多小心眼的爭執和家室間的糾紛上去。

　　但是霍光的行政措施，在當時儒家思想的薰陶之下，可謂深得人心。他在執政期間對武帝好大喜功的邊防政策有了明顯的收斂。在他主持國務的二十年間，賦稅已經豁免和降低，和匈奴的談判也在開始。公元前八十一年朝廷主持了一次有關鹽鐵專利政策的公開辯論。之後政府放棄了酤釀的專利。

　　【皇權的性質】

　　綜合說來，漢武帝劉徹和霍光不可能一眼看穿他們自己在歷史上的作為的真意。即使千百年後，想要全部洞悉，仍至為不易。在討論他們的行為與個性之餘，很少人曾想及的則是，中國的皇位乃是世間無從合理維持的一種制度。皇帝非神，而兼二者之性格。他不合理而又非全不合理，也是腳踏兩條船。他不能如儒家之採取人本主義，也不能如法家之全部鐵面無私，而又要兼顧兩家之長。即在專制時代的初期，皇帝已任用十三萬個官僚去治理六千萬的人民，他所能憑藉的手段極少，而他解決問題的方法，一面須通過無數的矛盾與曖昧，一面又要有威權和氣魄。

　　一個帶有同情心的讀者可以領悟到天子之貴為「天子」，乃是不意之間被命運派去處理一個局面。如果我們藉彼觀此，可以想見密西西比河會更換河道而趨向佛羅里達入海；一次旱災、蝗災會使愛荷華及堪薩斯全部顆粒無收；而北方與加拿大為鄰的國界大部為沙漠，當中只有很少的幾個綠洲。漢朝的皇帝以天下第一的農夫自居，不時發出通告，表示對人民生計的關懷。我們無從指斥其全部為矯揉造作。因為他們向小自耕農抽稅而倚之生存，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只是從一種比喻看來，他們所設計的制度和行政的方式，也還是倒金字塔式，上重下輕。越去權威愈遠，與原來設想之間的差誤愈多，所以權力務必凝聚在上。有時理想中的至美至善和實際情形的差異可以大得驚人。

　　西安朝廷中。半宗教性的安排增強了皇帝的地位。他是人世間最後的威權，他的仲裁帶著神權的判斷力量。在這種作風下，製造了一種權力政治的傳統，視一切技術問題為道德中的是非。即在今日，此種習慣仍在不少事例中出現。要是站在上端的人物不能擺脫人的弱點時，當朝中換班或政策改變之際，各項陰謀與詭計可能泛濫到無可收拾，及於宮廷內外。

　　霍光於公元前六十八年在平靜的情況下去世。但是兩年後的一次政變使他的妻兒及多數的親眷喪生。但一連串事件仍方興未艾，外戚仍在宮廷之內的政治內幕裡扮演重要的角色。大將軍僅為朝中名號，已不參與邊境之征討。傳統上這一職位總是為皇帝的姻兄或舅父把持，實際上居其職者總是一個政客，而不復為高級將領。總之他倚此名位聲勢使朝臣失色，並且威震不離宮闈之間的人主。這傳統上之成例一經樹立，以後只有繼續展開，終至王莽篡位。

　　【王莽的改革】

　　王莽是中國歷史中最離奇的角色之一。他一方面被指斥為篡位者、偽君子和操縱言論的好手，可是另一面也被恭維為理想主義者，甚至是一個帶革命性的人物。環境上顯示他可能有些性格接近上述評斷，可是沒有一個簡單的稱號足以將他一生行止歸納無餘。好在我們以長時間、遠視界的立場研究歷史，用不著將他詳盡的傳記搬出。

　　王莽是漢朝皇太后的侄子，他也將自己的女兒嫁給另一個皇帝，因而又成了皇后的父親。他自己於公元前一年為攝政之前，他的三個叔父和一個從兄已相繼以大司馬、大將軍的名號輔政達二十八年。當時漢代宮廷陳腐無生氣，如果王莽能在此時振衰去弊，他的功業可能使歷史家刮目相看。只是他誇大不實，因此他以華美的言辭所作的各種公告更帶著盲人瞎馬的成分，他的矯揉造作也更不可寬恕。

　　他所對付的問題不難闡釋：漢朝以龐大的農村經濟為基礎，因為這樣的結構，朝廷也只能以公眾的精神作為施政方針。只是這時候漢朝的存在已兩百年，宮殿和外戚因恩澤封侯者謂之「內廷」，和其他百官公卿之「外廷」對立。後者一般由資歷晉升，多數成員對儒家仁民愛物的觀念頗為重視。也在這同一時期之內，一般農村內的人力與田地，向來構成向帝國當兵納稅之基礎者，有逐漸落入私人手中的趨勢，時人稱之為「兼併」。這現象一出現，日後這些資源即逃出政府的掌握。這一問題也與二千年的帝制政府結下不解緣。

　　由於土地稅係從每一畝之田地抽納，人頭稅也以每個人為單位，照理他的易主（包括為奴隸的販買）不應當影響到稅收的多寡。可是這種情形卻出現於古代的農村之中，稅收的底冊不可能隨時修正反映到實際的情況，即同時的羅馬帝國也有類似的情形。不管當初的底冊是用何種精密的方法調查而得，以後各地都只存在一種硬性的定額。中國以戶口為單位，每每因人口遷移、財產易主而造成稅收短絀。地方政府解決這問題的捷徑，乃將應收數額轉嫁在其他戶口頭上讓他們補足原數。可是如此一來只會引起人戶逃亡，虧額更大，壞影響之所及也成螺旋式增大。原來稅率輕，處理不得法，可能令納稅人民不堪命。稅重，甚至可以逼迫良民為盜匪。除此之外只有減除稅額，只是這辦法也會在官僚機構之中造成士氣的降低。

　　我們無從確定王莽接手以前的情形，只是他曾說及見稅什伍，亦即所抽稅已及於生產品之一半。雖說不無誇大之辭，也可見得局勢之嚴重。

　　但是不論他的動機如何，王莽提出改革時未曾作任何細密的準備。他盡信中國古典，真以為金字塔可以倒砌。他滿以為自己在西安執行天子之職權，其聖旨即可以在邊區遠處全部奉行。等到事與願違，他又慌忙的全面退卻。這個篡位的改革者夜以繼日地工作，他的經濟政策牽涉到耕地和奴婢的使用，二者都歸國有，不得私相買賣。他的金融政策將布匹龜殼全當作貨幣通行，與金銀與銅元保持一種複雜的兌換率。在他主持之下政府專利之物品增加，政府經商的範圍也相次擴大，還包括銀行業務。當環境要求他在名目和實質上都以天子自居的時候，他也不再矯飾，於公元九年即皇帝位。官僚組織的上層經過他成批的更換，可是基層組織除名號外，大致如故。有時候他整個變更政府機構的名目，而自以為已作實質上之改革，並依賴特務政治強制執行他的政策。

　　王莽的故事觸動了西方作家的好奇心。他們以為中國在這樣洪荒之古代，竟有如此「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不免嘆為奇蹟。傾慕之餘，他們也和王莽自己一樣，忽略了當中一個重要的歷史環節：近代西方可以用數目字管理，中國傳統的官僚組織不能用數目字管理。

　　用不著多說，王莽的改革陷於失敗。當他的經濟政策毫無成果時，農民開始反叛。後來武裝部隊逐漸崇奉漢代創始者劉邦的九世孫劉秀。王莽於公元二十三年被殺，兩年之後劉秀稱帝，至此漢代「中興」。當時西安仍在農民軍手中，劉秀以洛陽為國都，他的旗幟全用紅色，以與「前漢」之黃色有別。是以，前漢為西漢，後漢為東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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