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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从鸦片战争到自强运动(4)


  【自强运动】

  “自强运动”名称出自《易经》,由“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来。用这标语概括一八六〇至一八七〇年代中国大效西方,其名称已表现着防御性的动机,当日提倡向西方学习的人物恐怕自己的行动必被批判,因之引经据典强调时代之不同,才有这举动之必要。同时他们也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解释说明学自西方的无非一种技术性之事物。在各种基本的条件内,他们始终不脱离中国文化的传统。

  实际上纵有对他们的批评,其态度并不苛刻。可是维新运动本身范围如是窄狭,也就无从达到预期效果。

  一八六〇年各国与中国订立和约之后十年,一段短时间双方关系良好。西方人既已由中国满足其要求,不再施以更多压力。强硬派如额尔金及巴夏礼(Henry Parkes)已离华,一批新外交人物如英国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美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和任中国总税务司之爱尔兰人赫德(Robert Hart)都主张双方开诚善意相待。他们相信,若予以适当鼓励,中国为本身之利益,亦必将门户开放。同时恭亲王为“议政”,辅助幼年皇帝同治(本名载淳,一八六二─一千八百七十四在位),也觉得条约带来的天地无从规避,中国理应对条文真实的履行,不当妄想借机废除再回复以前外夷进贡的局面。因为这种和谐之气氛,自强运动一时有了长足进展。

  一八六一年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待外国使节,管理因条约而产生的各种事务,与旧式的部院同时存在。又设同文馆,教授外国语言,不久其他类似的学馆也开设于各通商口岸。辉登(Henry Wheaton)所著之《万国律例》(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于一八六四年译成中文,由总理衙门刊刻成书。与太平天国决战之最后几年内,中国以学者出身而总管军事之人物对轮船及新式器具有极深刻印象。所以一到太平天国剿平,曾国藩、李鸿章和另一湘军领袖左宗棠都借着他们在各处为总督的地位,于南方大城市设立机器局和造船厂,其器械由海外购来,也雇用外人技师。至一八七〇年后与欧洲各国关系再度恶化,这种举措亦并未终止。轮船招商局设立于一八七二年。一群中国学童被派在美国留学。开平煤矿始于一八七六年,在天津附近。这期间内,中国城市也开始有电讯的联络。

  有了这些活动,自强运动表示着一种意志单简的目的:中国希望借西方之科技以充实军事力量而已。改革者所需要的乃是轮船与枪炮,所以他们设立的是船坞与兵工厂。所有的改革也与其他部门隔离,以免妨碍旧有法制规章。所训练的“洋务”人才,预定为中国旧式官僚手下之技术助手,所以传统教育制度不因之而更变,科举取士的程序也原封不动。

  这有限目标始终无法获得,原因不能解释。当时人所谓“洋务”,实际为“西方事物”,乃全部西方现代物质文明所产生之后果,缘于社会上注重效率,在各处请求准确之所得。这和中国的官僚组织立场全部相反。后者有了一个庞大的架构,一向站在非竞争性的立场,几百年来只望维持一个大体过得去的标准,以保持内部凝聚力。因生活方式之不同,西方采取重商主义,中国维持农业社会习惯。这习惯之不同,影响到每一件兵器的制造者和用户,更别提到他们的组织人与协调人。这差异也在每一日发生影响,在每一行动之中发生影响。

  这些兵工厂和造船局设立时好像商业组织,可是它们没有相对的公司可以发生商业上的关系。他们为制造者,可是社会上没有材料与零件供应者和推销员。它们与外面有来往,其关系也松懈。组织中的账目无从认真核算。他们也无从编制预算,因为政府本身尚无预算可言。人事之管制必漫无标准,因为中国全部的经济生活即缺乏人事管制标准。

  称以上情形为“腐化”,可能对整个问题产生错觉。腐化必由以前正常之形态恶化而产生,用如此道德上的名义加以谴责,则必须承认事前已有一个完整体制,在其恶化之前确曾站得住脚。

  事实上它站不住脚。一个测验立即于一八八四年来临,中国由于对越南之宗主权与法国发生战事。短时间内法国舰队使台湾基隆炮台无所施其技,也占领了澎湖。法国人回顾中国大陆之际,他们只花了几小时就破坏福州的船政局,这马尾船厂过去也由法国资助而开办。

  在长时间讲,失去越南的宗主权等于塞翁失马不为非福。可是一八八五年中法之战结束时中国觉得藩篱尽失,其弱点也更暴露,以后只能挺身而作生死战。十年之前,日本即已不顾中国主权,径自征台。在中国西北角,俄国又已攫取一大块土地。公元一八八一年彼得堡条约名义上尚称为中国外交上之胜利,可是中国仍要向沙皇付卢布九百万,而且失去巴克哈什湖一带疆域。与法国停战之年,英国也夺缅甸为其保护国。

  十九世纪末期,因着西方工业革命之成熟,已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任何斗争之失败者,都可能被视为品格低劣。中国在外交上一贯的失败也愈使自强运动看来差劲。最低限度,它使中国抛掷了二十年宝贵时间。可是在中国现代史里,它尚不过是一段连续“失败”之第一次。直到最近,我们才有机会将这串事迹以较积极的眼光看待。有了新的纵深,我们可以断言,即算失败,它们也是一种庞大革命之前无可避免的步骤。与鸦片战争后之全无反应对照,一八六〇年间的改革在实践方面很严肃向前跨步。因其如此,改革者尚要以传统的名目自保。他们小心谨慎,但传统中国之架构已被他们打下了一个大洞。他们“自强”的结果在我们看来固然失望,可是从当日时间与环境看来,已不足为奇。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使中国工业化,尚要从编撰最基本的数学教科书做起,学习语言的学生也限在十四岁以下。这使我们想起其道路是如何的遥远!自强运动以接受科技作基点。

  三十多年之后。公元一八九八年的“百日维新”,已准备写宪法,在制度上求改革。再过二十一年,中国进入民国时代,知识界也猛省到改革不仅应从他们自身着手,而且要从他们自身的思想开始。虽然无计划,这一套事情向前推进,似有阶梯,使我们感受着历史力量之大。它有它的逻辑;它的长期之合理性也让中国的革命多出一点时间作充分的准备,更给它相当压力使它贯彻到底。以目下问题之大,这一切庞大的规模与纵深只能算是合理而有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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