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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从鸦片战争到自强运动(1)


  【前言】

  十七世纪以后,西方列强的势力正逐渐侵入亚洲,中国更成为列强竞逐的场所。经历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等等一连串的挫败,使朝野部分有识之士体认到改革的重要。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便是在这种危机与改革不断深化的情形下、前仆后继,犬牙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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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有了一百五十年的纵深,我们对鸦片战争以前的一串行动有可能和前人不同的看法,虽说基本的事实并未变更。先说钦差大臣林则徐,他也可以算是采取了主动。他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吁请英国自动停止鸦片贸易,抄写了约二十份,凡遇有任何欧洲的船只西返,即给予一份,请代投递。可是他没有把英国纠集船舰即将远征中国的消息放在心上。他以为英人之举动不过恫吓。他一方面查诣询华特尔(Emeric de Vattel)所著《国际公约》(Law of Nations),另一方面他又依着中国的官僚习惯执法起来,将以前虽在书上见诸文字但始终无人注意的条文一时雷厉风行,照字面上不打折扣,而且执行的办法仍是“集体的责任”。

  也就是说他处置犯者时,分门别类(例如视所有英国人为一个集团),只图适应官僚系统之方便,不顾对各个人内在的公平。义律(Charles Elliot)当然无意将争执和平解决。他劝英商将鸦片交付与他,因为他是英国的商务督办,经过他转手之后,钦差大臣没收和焚毁鸦片就要向英国女皇负责。自是构成了以后取赔六百万银元之根据,列入英国向中国要求战后赔款二千一百万元之一部分。道光皇帝(本名旻宁,一八二一─一千五〇在位)处置问题不能说是持正。他对臣下的要求超过他们能承办之能力。他起先鼓励他们冒失从事,一到事情做坏,又毫不犹豫判各人死刑,虽说一般情形其判决按传统递减为充军于边疆。

  【鸦片战争】

  战争的本身倒没有什么了不得之处,但这是第一次戳破“天朝”威严门面。英国派出远征军四千人,他们的装备训练远胜于华军。一八四〇年初,由印度政府代英国宣战。不久他们即占领舟山之定海,封锁长江的出海口及珠江,才继续北上威胁中国首都。清朝也可能在此时屈服。两方人员已构成了一种临时的协议,只是事后同为两方政府所否定。北京认为让步过度,西敏寺(英国政府)认为让得不够。

  当一八四一年秋天战事再起时,英军占领浙江沿海之宁波。远征军经过增援,有兵员一万人,蒸气轮船十四艘。中国军队在珠江口及舟山的抵抗英勇而无济于事。全面反攻由皇帝之侄儿主持,只是在失败之后再加孟浪和失策。他司令部里不少幕僚全系文人,无军事训练。反攻前十日他们只望着宁波收复在即,竞相预写胜利的露布。为了筹备战费,在不同的地方设立银柜,以接收朝廷命令各地方政府交纳之现款。大批银两出入于此银柜之间,可是总数无法对头。火器临时由无经验之人根据二百年前之书本在战场上临时制造。中国之火筏,原来希望焚烧英国船舰,可是在远距离即先被对方击中着火。夜袭宁波则落入英人陷阱之中。一八四二年夏天,有组织的抵抗结束,英军占领了上海与镇江,后者接近大运河,尤为南北之孔道。一月之后,南京条约签字。

  【南京条约】

  和约包括了巨额赔款,如上文所叙。中国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开上海、宁波、广州、厦门与福州五口通商,以后进出口的关税税率有了定规,又决定今后两国来往文书采取平等地位。次年之附约决定关税税率大致为值百抽五,又由中国承认治外法权,英国领事得以裁判与英人有关之案件,又承让“最惠国待遇”,亦即此后中国向其他任何国家让步,其同等之优惠即须自动给予英国。南京条约签定后不久的中法条约和中美条约也将最惠国的条款写入。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作家和西方的作家已对道光皇帝和他的臣僚作口诛笔伐之能事。无数谴责字眼,如自大、不负责、贪污腐化等都堆在他们头上。虽说没有人能替他们辩护而撤除此类恶名,可是今日事后看来,既有组织上的重荷和文化上的传统压在他们头上,其他任何人处在他们的地位也不见得能做得特别不同。中国是无数农村组成的一大集团,当中的弊病尚且大过贪污。她的整个组织即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如果让中国继续闭关自守,那她也会继续以精神和信仰上的运作掩饰组织上的缺陷。施政要带美感,这种要义以近乎宗教的力量支持。所以即在危机之中钦差大臣林则徐仍在吟诗,而且在赏月。传统习惯要他对皇帝之章奏和向人民之布告不离道德眼光,这种要求胜过内容之真实。可是林则徐并非不诚。这样说来,中国人之公众心理也确有一段自欺之成分。真理并非出自客观之观察,而出自皇帝之志愿。天子最大的德行不是对每个人给予其所应得,而是不偏不袒。道光可以罚林则徐充军;但是他也能判自己的侄儿奕经(反攻宁波的将领)死刑(后减免)。这样的无偏袒才使百官能团结一致。

  清朝之内向和缺乏对外竞争性尚不及明朝。不过承续着明朝,它也接收了前者很多性格。维持着亿万农民安居就业和上万官僚宁静在职,缘于一种精微的平衡。为保持如此之平衡,清朝也不愿对财政作更大的更革和寻求科技发展。自此我们也可以注意,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政府并未组织一调查委员会事后决定事体发生的情形与各人的责任。没有派官员出国考察,也没有在组织上作任何更改。美国官员愿意供给制船造炮之蓝图,被婉言拒绝。南京条约和附约里各种苛刻的待遇,满人汉人的官僚都接受。倒是内中提及今后两方的文书要用平等语气来往,开“夷人”随意置喙之门,反而使他们不安。耆英与英国的濮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接触谈判,他给道光帝的报告,继续轻视西方的国体组织,将它们缺乏中国式之门面一致即当作无道德品格之证据。对中国多方面的缺陷,一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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