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第十章第二帝国：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

第十章第二帝国：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1)

　　【前言】

　　唐初以均田、租庸调等制，奠下立国根基，又以无比的自信包容异族文化，融铸出多彩多姿的大唐风采。然而随着人口增加及流动频仍，上述制度渐渐无法应付日趋繁复的地方事务，结果促使地方自行摸索治理之道，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则日渐削弱。在中央与地方权力消长的情势下，迸发了中唐安禄山的反叛，此一叛举又加速此一情势的恶化，最后黄巢得以聚众流窜于帝国内部十余年，终至掏空唐朝的威权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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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世纪的初唐，是中国专制时代历史上最为灿烂光辉的一页。当帝国对外威信蒸蒸日上之际，其内部组织，按照当时的标准看来，也近于至善，是以其自信心也日积月深。

　　这也是一段创造系统的时期。拓跋魏所开始的均田制重新颁布，原则上耕地继续归于国有。按照唐律令，凡成年男子给田一百亩，其中八十亩为口分田，年老时退还政府；二十亩为世业，可由家人承继，每三年编造一次户籍。随着均田制也有整齐划一的税收制度，纳税义务包含租、庸、调三项，租为每丁粟二石，调为绫绢二丈，庸则岁役二旬。以一百亩的田土为基数，以上赋役的比重算是很轻的，所以在最初一百年内，人户的登记不断增长，国家仓廪库藏也愈为充实，上下之间呈现一片和谐融洽的景象。

　　【初唐的繁荣壮盛】

　　府兵制即紧接着户口登记而设，其原则是选农为兵，服役的时间内地与边防不同，根据一种复杂却又有规律的办法调整。既然每一中等之折冲府能出兵一千人，那么六百三十四府在短时间内征集兵员五十万应当不成问题了。

　　匈奴与柔然（蠕蠕）寇边的情形已成往事，刻下强有力的游牧民族为突厥，其名号据说在北魏时期已出现，至隋而见于史传，以后还要与西文之Turks等量齐观，成为整个语系内诸民族的通称。但在公元六三〇年，唐将李靖大败突厥以后，突厥就推戴唐朝皇帝（本身也有突厥血统）为“天可汗”。回纥为另一种突厥语系的民族，则不战而降。吐蕃为藏民族，其王因文成公主下嫁而和亲。只有高丽不服唐帝国的节制而长期抗命，至公元六六八年，平壤始为唐军占领。

　　唐中央政府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此时尚谈不上内阁制，只是其设官分职已有相当的组织与秩序。隋唐以来──本书以之与宋联系称之为第二帝国──与汉代官制有一基本不同之处，即是中央政府派遣地方官，除少数地域例外，下达州县。汉朝的征辟，至此不用。隋朝已开始公开的文官考试制度，唐接着予以斟酌地实行，只是三年一度的会试至宋始成为定规。这种公开的考试足以打破过去的世族垄断。因着准备考试的读物标准化，雕版印刷出现于公元六百年前后，即可能受此影响。只是如此一来，中国人民今后受官僚管制的程度也愈深。唐朝的文官集团有一万八千八百零五个建制的职位，加上其他辅助人员，案牍之士与军官一并计算凡受薪者共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这在中世纪是一个极可观的数目。当日中国全人口可能为五千万。

　　初唐的扩展也及于中国的内部（照现有疆域称）。开发南方已因魏晋南北朝而推进，以后这事业更要吸收第二帝国之一部活力。隋朝在历史上以不顾民命开创大运河著称。每当一种工程开始之际，其动员及于妇女与幼童。有时数百哩长之运河以数百万的员工投入，不出一年即完成。原有的城市可能被放弃。而另筑城于新运河之滨，沟通长江与黄河的运河终延伸而及于华北平原。这种不体恤民间痛苦的工程，加诸征伐高丽的失败，使隋朝的覆亡有如其勃兴的遽速。隋朝的第二个皇帝杨广才能盖世，做事却不加思索。他所经营的水道交通网裨益于其后之朝代，既深且远。虽说初唐时由南方供应之收入尚不及全国大部，但因移民也减少了当日人口过剩地区的压力。开发南方更含着一种进步与有指望的意思，因而今日的广州与泉州，在唐朝就已成为国际通商的港口。中国人之开拓台湾则始于七世纪。

　　【中国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朝代】

　　隋唐之重建西安以一种宏大的眼光，构成一座计划城市。东西六哩而南北五哩，这座一千年以前建造的长安城，其面积为今日西安市的八倍，其南北驰道宽五百尺。当日本于八世纪经营奈良及京都时，他们不仅仿效于长安设计而以较小的规模构成；他们也认为朱雀门及朱雀大道的名称（原系金陵街名）幽雅可颂，也照样的采用。

　　唐朝带着世界主义的色彩。皇室李家自称为中国贵族华裔，可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他们的先祖历仕异族，也经常与少数民族的家庭通婚，而且这种透过民族界限通婚的习惯直到后世登九五之尊犹未终止。也可能因此混血的因素，使皇帝可名正言顺的称为天可汗。当中国皇帝威望最高的时候，恒河边上的印度王子接受了他的宗主权：一个阿萨密（Assam）的篡位者被押赴西安受审；使节来自高丽和日本；中国的都城有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与安南人来定居。国子监亦即国立大学中，有这些国家的留学生，其中最具热忱的是日本人，其中有些像今日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在中国即曾居留达几十年。他们回国之后，对日本的文化有了具体的贡献，很多方面即仿照唐制──自铜币的设计到妇女的发髻，自室内的布置到围棋──从今之后，日本文物深具大陆色彩。高丽与越南也有同样的趋向，但不像日本这么热切。

　　唐朝具有自信及安全感的时候，对信教自由极端的保障。公元六四五年，高僧玄奘离中土十六年之后由印度回国，第二个唐朝皇帝李世民亲予接见。当日龙颜大悦，御前传旨，使玄奘有了各样的助手和各种方便，将梵文经典六百五十七件译为华文。创业之主李渊则于六二四年兴建一座道教的宇观。另外一种法令于六三八年准许景教（Nestorian Christianity）的传播。至于拜火教的介入较少为人提及，可是他们在西安寺庙里的僧侣也受到同文官五品和七品的待遇。

　　这一段充满着光辉和满足的时期如何下场？最简捷的说，这理想的国家因为领导集团的逐渐骄惰而不负责，无从继续。宫廷里的伺候人众增加到不能管驭的程度。及至八世纪中叶，即以宫内参与音乐和娱乐的人众而言，便多至一万余，宫女可能加倍。文官集团不仅人数增加而且薪俸膨胀，皇帝与群臣的质量则降低。以上述的各个情况而言，至此已朝相反的方向进行。公元七五一年，中国的军队在中亚被阿拉伯联军击败，即使西南的泰族部队也逼着唐军仓皇后撤，藏民也叛变。九世纪更有边防将领坐大而成为军阀的趋势；内地则有农民暴动。唐代宦官此时还无声无闻，今后则在宫廷之内专权，甚至废立君主。同时佛教寺院的集中财富，也使国家难安。公元八四〇年代连续发生了一连串的排佛行动，八四五年的诏书，下令捣毁了四千六百所寺院，强迫十六万零五百僧尼还俗。

　　这种开倒车的情形，范围广而程度深。有些历史家认为唐代可以分作前后两段观察。看来公元七五五年安禄山的叛变，近于全朝代时间上的中点，可以视作由盛而衰的分水岭。这样一来，前面一段有了一百三十七年的伟大与繁荣，而接着则有一百五十一年的破坏和混乱。

　　当然，一个有作为的大帝国不可能一昼夜之间由盛而衰；也不至于因一段突然的事变即无法立足。八世纪的中期，一连串的事迹好像摧折了朝代的连续性，可见得幕后还有若干因素尚未提及。在此，从宏观的眼光，我们权且把七五五年安禄山的叛变搁置不提，回头再从公元六一八年的唐朝创立说起，以保持历史眼光的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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