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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西安与黄土地带(1)


  【前言】

  西安是中国历史的一座重要舞台,许多人物事件在此牵连、搬演。作者经由它,引领我们进入时光,看看历史是怎么发生的。在现今考古仍旧无法证明夏代以前的历史记载是否确实时,有甲骨文和殷墟遗址左证的商朝,便成为叙述中国历史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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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的位置接近中国的地理中心,现在已成了旅游者注目的焦点。撇开其他的条件不说,它是中国历史上十一个朝代的都城所在,最早的还可以追溯到秦朝统一中国之前。它在历史上所享有的盛名,远超过任何其他政治中心。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内忧外患,古老的建筑早已荡然无存,只有废墟还保留了一些昔日的雄伟气象。

  在现今西安市的东边,也有好几处有名的历史遗迹。距离西安城不到五哩的地方是半坡村,它至少有六千年之久,是目前中国境内所发现的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从墓葬的形象看来,半坡村的社会当属母系社会。

  【西安是十一个朝代的都城所在】

  西安城东北不及二十哩的地方有华清池。据说八世纪的一位唐代皇帝(玄宗,七一三─七五五在位)所宠爱的妃子(杨贵妃)曾在池中沐浴。唐玄宗本身就是一位艺术气息浓厚的人物,据说中国的戏剧是他创始的,而他所爱的女人,更是“资质丰艳,善歌舞”。华清池也因她在此一濯芳泽而享名千载,但是他们的故事却以悲剧结束。公元七五五年(天宝十四年),一位镇守边关的将领(安禄山)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造反。叛军逼近京城,皇帝一行往西逃向四川,到了马嵬驿的地方,护卫的将士要求皇帝对杨贵妃作出断然处置,否则不肯用命。在这情形之下,即令是天子,也只好让他宠爱的妃子当场被缢死。一位向来沉湎于欢乐的君主,从此意懒心灰,自逃亡至退位之后,他的残年,充满着寂寞和悔恨的情调。一位时代去他不远的诗人──白居易,以极带想象力的笔调,描写唐明皇(后人给他的称呼)终夜不眠,看着宫前萤虫飞来飞去,阶下落叶也无心找人打扫的心情。这样的忧恨缠绵只有越陷越深,非人世间任何因素可能稍一舒慰。这首《长恨歌》,也随着流传千古,直到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三〇年间,仍旧为小学生所习诵。也可见得即使是君主制度下的教育,在开口闭口不离道德之余,并没有完全忽视情绪和抒情主义。要是全然的不近人情,则不会让这样的一首诗歌,传教学习,直到民国时代,还去打扰年少公民的未成熟心情了。有了华清池和杨贵妃的故事,我们也可以存着信心,不论经过任何意识形态之熏陶,也不论古今中外,人类共同的情绪,有如一座大水库,永不会枯竭。

  去华清池的温泉不远,有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蒋介石蒙难的地方。当年十二月十二日,“少帅”张学良的部队冲入委员长行营,要求他停止对共产党的“围剿”;以便一致对日抗战。这兵变的目的既达。中国的政治从此改观,间接也影响到全世界的历史。时至今日,在某些方面讲,我们仍然感觉得到这五十几年前的事变之后果。当年“双十二日”枪声既息,国府的最高统帅被一个下士班长和一个士兵发现。他孑然一身,未被伤害,躲在附近骊山的一个山洞里。今日该处有一座亭子,纪念当年历史之展开竟让这两个籍籍无名的角色,去完成如此一段带戏剧性而具有如此庞大后果之任务。

  越是接近骊山,我们也更感觉到和历史接近。它的影响愈浓厚,它的展开也愈合时宜。本来我们也已经知道秦始皇帝葬在骊山,去西安约四十哩。此人被称为世界上最可怕的专制魔王之一。他在公元前二一一年统一中国之后,用焚烧诗书和活埋反对者的办法去巩固他的统制。他的“陶器兵马”在一九七四年发现。内中包括塑制的兵俑,和实物的兵器与战车。美国的三位总统曾来此观光,一些兵俑器物也曾送到国外去巡回展览。

  但是秦始皇不是中国历史的起点,秦始皇统一全中国,距离中国文化的开始已有好几千年了。按照一般的顺序。我们应当先处理其他的几个题目,当中首要者无过于地理背景。当旅游者乘火车或汽车前往临潼县参观骊山及华清池时,应先注意四周黄褐色的泥土,这种泥土与美国田纳西州一带耕地的土壤相似,它是中国历史开展中的重要因素。当地周围景物通常较路基为高,所以这黄土不难观察。

  【中国文化有多种源头】

  本书成稿之日,我们没有绝对的证据,能够斩钉截铁地说,中国文化完全是在本地萌生,或者说当中至少一部分受到地中海文化的影响。二十世纪初期,学者多崇尚后说,主张中国文化之起源,不仅较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为迟,其使用青铜与铁器尚比这两处至少要迟一千年。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文字可能也是埃及象形文字之变体。中国史前陶器上的文饰就和中亚及近东所发现的类似。目前这“世界文化一源说”已被中外无数学者指摘。中国的文字被认为特创一格,即数目字亦与众不同,陶器上肤浅的相似之处敌不过基本的差异。中国的冶金术即使在原始的阶段也表现出技术上之特色,而无模仿的迹象。中国的栽培作物更显示出中国的农业与近东出于两源。最近人种学家和考古学家甚至指出,即使在中国境内,文化的起源也不是一元的,从东北到珠江流域,都可找到文化起源的遗迹。

  虽说钟摆现在已经摇转过来,中国文化独立自创的理论显然比较站得住脚,我们却不能武断地说再也没有争辩的余地。我们可以作的结论是,不管它是本地独创或是外间传入,中国文化受地理条件的因果关系极深。不论中国当初受外间发明的影响或浅或深都不足改变这观点。当初期农作物受东亚大陆的土壤和气候影响的时候,中国文化的因素就开始与当地居民结下不解缘(详第二、第三两章),以后也始终如此。基于这个原因,西安附近之黄土,也就更值得注意。

  【夏代的存在仍然存疑】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考古学家用碳十四放射性的技术,断定中国新石器时代之遗址最初出现于公元前四千年,或者还要早。可是以文字记载的历史,却不能追溯到这么久远。根据史书的记载,最早的“朝代”为夏,它的出现若能证实无讹,也只能把中国历史的前端摆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可是关于“夏朝”的传说虽多,也仍没有考古的实证确断它的存在。怀疑的人提出,要是这朝代确曾出现,至少应当在古物附近有文字出现。相信夏朝实有其事的人则辩说,中国文字出现于公元二千年,只是最初的文字写在竹简和丝织品之上,年久月深业已腐朽。现存关于夏代的事迹,出自口传,再由记事者写在竹简之上,辗转抄传,所以较迟。两方所说都有理由也仍不能成定论。

  现在能确切证明之中国历史,始自公元前约一六〇〇年的商代,这朝代的两座都城和约十处国王埋葬之陵寝业经发掘。不仅它的文字确切的存在。而且其字体镂刻在兽骨之上。出土的这种“甲骨文”碎片,数以十万计。

  商代遗址在今日的河南省,历史上称为“关东”,我们也可称它为“东部平原”。它和西部西安一带的“黄土高地”构成一种东西轴心。“商”之成为一“朝代”也是名正言顺。它的王室谱系全部保存无缺。国王传位一般采兄终弟及,偶尔父死子继。此外商人也可以视作“商民族”,因为他们垄断冶制青铜的技术,在军事上占优势,也保持着宗教上的向心力,所以能凌驾其他民族之上。他们的青铜器皿,不是兵器,就是祭器,只有极少数例外,其制造采取集中的方式由国家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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