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六章美国、日本和德国(10)

第六章美国、日本和德国(10)

　　有了以上思想史与经济史的轮廓，我们可以想象以后军事史与政治史之展开，不能脱离所叙之基点。俾斯麦大言不惭，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他曾说：“我是一个容克，我将因此而占便宜。”他也说：“我只容许我悦耳的音乐，否则即所有音乐全部不要。”他在1862年任首相时对国会的预算委员会说：“德国不注重普鲁士之自由主义而重视她的实力。普鲁士必专注她的实力，以等待有利的机缘。因为她的边疆对政治体系发展不利，有好几个如此机缘已被放弃。当今的问题不由演讲和多数来定夺，只能决定于铁与血。”当日很多人对他的态度感到惊讶，直到近来学者的研究，才肯定地说出，“资本主义已拥他上马”。他之所谓“占便宜”，也是事实。他和他的经纪人即利用政治上的独家消息在证券市场中发财。

　　铁血宰相的手段与智慧已有无数文献详述，也在各种教科书里面占着相当的篇幅。可是今日看来这些资料只代表历史上的一段转换点。它由背景上的很多因素凑集而成，等到机缘成熟，一旦展开，好像足以分割时代。然则我们企图真实的了解历史，不能专注重1861至1871十年间之突破，而必须考虑到背后各项组织与运动的来龙去脉。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我们可以一眼看出德国之统一，由于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为表里。当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factors）的重要性超过人身因素。

　　1871年德国成立，仍继续着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至此商业管制的规条才能通行全国。铁道与邮政用协定的方式全国化（当中亦有例外情形），通行全国之民法（All gemeines Burgerliches Gesetzbuch）尚要待到本世纪初年才普遍通行。可是新国家刚一成立，即立即颁行十进位度量衡制。过去全国有7个货币区，33个发行货币的银行各不相干。1871年后即以统一的金币通行全国，普鲁士银行升级为中央银行。从法国取来之赔款50亿金法郎内，除273000000为纯金，作为新货币之准备金并作未来战事之储备外，其他很少的保留，立即发散，足以将普鲁士及其他不少国家之公债偿清，也给文武官员丰厚的奖赏，并且大兴土木，因此新德国游资充塞，足为战后投机事业之工具。又因为从法国取得阿尔萨斯及洛林（一部分），煤铁之产量也大增。纺织业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形态。也因为帝国陡然富强可以尽力于社会上之服务事业，如注重教育、提倡公共卫生、筹谋社会福利等等。

　　可是自始至终黩武主义（militarism）与第二帝国不可区分。普鲁士解放穑夫后，不出10年即已全面实行征兵制。统一之后，各小国成立之部队，除萨克逊尼外，均由普鲁士军官率领，属于德皇麾下，各国已不能过问。俾斯麦当权时军费占帝国预算90％。我们也可以想见军需工业和支持军备的交通通信各种事业和民间经济交流而互相倚赖了。

　　19世纪后期物质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甚嚣之际，表面看来德国不过融合一般之潮流。然则所谓世界潮流，大部分亦由第二帝国之磨拳擦掌而产生。俾斯麦既已表彰铁血。其他思想界领导人物，以特莱希克（Heinrichvon Treitschke）为代表。他以大学教授兼国会议员的资格，著书演讲赞扬侵略性之成就。民间很多团体也在提倡种族主义。况且德意志为资本主义国家后起之秀。

　　资本主义本来即有向外积极发展之势，此时用之以建设海军、开拓殖民地、扶植大日耳曼主义，不免带来打破国际间平衡的威胁，于是也只有一步逼一步，导致几千万德国人在20世纪两次卷入世界大战漩涡。虽说我们不能过度简化历史，将因果关系全凭抽象观念树立，可是也难否认以上事迹前后连贯数世纪。总之，几百年来德国人缺乏一个民族国家，一朝将这缺陷更正，行动起来又做得迅速确实，爽快利落，不免使躬逢其事的人引以为荣，进而骄倨傲慢，以极窄狭的国家观念，代替传统的世界观。

　　殊不知第二帝国本身就包括着不少矛盾：北部奉新教，南方仍为天主教的势力范围，东普鲁士容充军人之势力以农业为基础，而西方之自由主义却站在工商业的立场。统一的工作已有将问题“外部化”（externalizetheproblem）的趋向，此指一项组织发现内部的因素无法凝聚时，也可以发起另一种运动，以便在行动之中掩饰内部之缺乏向心力。对外同仇敌忾，对新德国即有如斯之效果。

　　俾斯麦任第二帝国宰相20年，他的政策，前后分为二段。大致在1878年前，他赞助自由贸易、与自由主义者合作、提倡“文化战斗”（Kulturkampf）以压制天主教会。1878年后，他有180度转变，从此对关税采取保护政策，与奥地利结盟、和天主教合作、反对自由主义、钳制报纸舆论、取缔社会民主党。这前后的出尔反尔，显然也载在各教科书之中。

　　其中意义何在？

　　原来，组织一个民族国家，在法制上有助于国民经济成长，这也是资本主义的积极用意，亦即一般国民因国家之富强而得到康乐。可是此中关系也可以本末颠倒：人民之康乐可以视作次要或全不重要，而以保全国家之体制为重。这也等于既造成躯壳，即倚此躯壳为重，不必再顾虑灵魂。所有的组织全可以为之迁就；各式各样的原则也都可以为之牺牲。我们写历史和读历史，进入如此阶段，不免掩卷长思：是国家主义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以新资本支撑国家？

　　新时代的德国史很难规避这样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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