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五章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之形成(14)

第五章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之形成(14)

　　尚不止此，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英文surplus Value，德文Mehrwert，二者均经马克思写入书中），也是从李嘉图的劳力价值论推演而成。李嘉图认为凡物都可能有使用价值（use value）和交换价值（exchange value），二者不必相等，例如空气与水有使用价值而无交换价值，金银有交换价值而无使用价值。他又根据亚当·斯密之说，认为交换价值由劳力而定。一件物品的交换价值，在它为耕耘收获觅取制造的过程中，所使用劳力之多寡而有上下。即使用工厂的建筑及制造的机器，也不改变这关系，因为建筑及机器等等也无非由劳力制成，它们存储着的一部分劳力，也在制造时渗入了新商品里。

　　而劳力也可以当作商品出卖，它有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除了市场价格系临时按供求关系而定外，劳力的自然价格乃是操作劳动时，劳工需要维持生活扶养家庭的必需品之代价。这样也讲得通，因为既是分工合作，公平交易，则这个劳工既已参加劳动，付出代价，那他所获得的报酬，以生活必需品的方式交换，也是其他劳工胼手胝足之成果。他得的一份不能过多，也不能少。一种商品在制造过程中使用许多劳力，产生了许多价值，这价值也相当于放在其他地方或尚未使用的同量劳力。这也就是说劳力的自然价格即是它的交换价值。

　　这样的解释只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以前的生产关系，而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内之情况。长时间内平均计算，资本家以自然价格购买劳力制成商品，他不可能经常以这商品的交换价值出卖，因为交换价值等于他付出之工资时，则经营无利润之可言。如果以制成品为工资，尤为不合理。例如劳工每日能制鞋一双。早上资本家以鞋一双付劳工，算作他的工资，晚上劳工也以鞋一双缴厂主，算是他一日工作之成果，这岂不是双方白费心力？这是李嘉图著书时未能瞻前顾后之处。“他创立了一种价值论，却在最重要的实用场合之中行不通，李嘉图的对方，不久即发现了这当中的矛盾，而用之以打破其整个学说。”

　　马克思不承认劳力（labor）为一种有交换价值之商品，因为它本身为衡量事物价值之尺度，不能又有价值，等于我们通常无法计算磅中之重量，和尺中之长度。资本家向劳工购买的并非劳力，而是“劳动”（德文Arbeitskraft，英文译为labor power；中文译为劳动力都不中肯），此字有服务性质，有如“我替他当差”之“差”。

　　马克思又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交换，以货币（M）交换商品（C），分作两种形式：一为C－M－C，亦即先从商品交换货币，再由货币交换商品，其目的在获取后者之使用价值。有如一个工厂将存货批发，得到现金，再购入原料；或者一个皮匠将皮靴卖出，购得食物，这当中的货币只是交易之媒介，无资本之性格。这两种商品的交换价值相等。（事实上也有不相等的，但是以上说法，带集体性，也是无数交易之典型。因所述有高度抽象的性格，可以忽视日常生活中之例外，即卖贵买贱，背粜居奇，都可以闭目不计，马克思即称此等事为“偶然”。）

　　还有一种交换则为M－C－M，即货币换成商品，再换成货币，这第一个M有资本性格，因为第二个M总比第一个M大，所以这公式也可写为M－C－M。其中的C乃是劳动，亦即服务之“服”，当差之“差”。所谓资本家购买“劳动”，取得其使用价值，亦即出钱雇人佣工，他所付工资亦即是劳工生活必需之资源（仿李嘉图），两者仍是相等。可是“劳动”的使用价值在做工时消耗化为交换价值（由血汗变成制成品），其间过程可能相当的漫长，这也就是说雇人作工，总可以令他多做，劳工答应着为当差之差，无时间限制。资本家如令他工作10小时，预定7小时之劳力所产生之交换价值已抵得所付工资之数，其他3小时所产生之交换价值则为剩余价值，根据前列公式可以写作M1＝M＋△M此中△M即为剩余价值（也可以超过10小时，马克思则指出伦敦烤面包的工人每日作工16小时）。利用厂房使用机器不改变上述关系（仿李嘉图），因为它们囤集劳力所产生之价值，在制造时因折旧之故，已逐渐将此价值移交到制成品。

　　李嘉图之后，继之以马克思，很少人在提到资本主义这一题目时，不会联想到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这对中国的读者至为不利。我们瞻顾西方的现代社会，亟想知道他们整个国家进入商业体系，全国都能以数目字管理的情况，这情况乃中国历史中所无，可是还未入门径，已被自然价格和交换价值等等名目混淆其实这些理论上的技巧（theoretical technique），既非一般读者所能掌握，尤非治学之至要。至于雇人作工，多做少给，在中国已早司空见惯，我们可以在史料中找出无数例证，即要改革也用不着从读《资本论》开始。

　　在西方的历史过程中，经过古典派经济学家之后，资本主义显然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我们也可以说原始式的，完全采取放任政策，不顾人本主义之资本主义，亦即李嘉图所提倡的资本主义，已成为历史陈迹。布罗代尔曾说：“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成了国家。”这句话可以从两方面解释：一方面是资本家掌握政府，一切以他们的利害为依归，这种方法，不能持久。另一方面的解释，则是为资本主义的体制长远着想，私人资本虽仍在政治中占有特殊之比重，这种体制已自动改革，将产业革命以来所发生的各种社会问题逐渐缓和，继之次第消除。英国在《政治经济及税收之原理》出版后两年，已经朝这方向走。

　　1819年的工厂法案虽然为效极为有限，可是在保障童工、限制工作时间各方面已开立法之先河。1833年的法案则已非纸上文章，继之以1844、1847和1850年的法案，其大要已列入《资本论》。虽然马克思仍在说：“这还是不够”，他仍在抗议，但情形已不能和改革之前相比。所以1848年的革命发生时，惊动了欧洲大陆无数国家，英国则屹然未动。因为在英国“即穷人也分享着这财富，虽说他们在工厂制度里是可怕的牺牲者”。

　　站在纯粹技术的观点来看（也就是低估意识形态），马克思和《资本论》不失对资本主义为当头棒喝，喻世警钟。这洋洋三巨册的经济论文，再加以另外洋洋三巨册的《剩余价值论》（Theoriem uber den Mehrwret），可以说是把反资本主义的理论写得无可复加，再加以《共产党宣言》指斥小资产阶级不仁不义，对社会人心的影响无可衡量。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直接行动外，我们无法否认，以上这些著作总带有挑战性的威胁，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自发的改革仍有激励的功效。

　　19世纪后期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只有理论上极端的对立，没有真正行动上可能确切分割的界线。责骂资本家剥削劳工的言论依然存在，可是所谓“福利国家”（welfarestate）观念，却也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产生。纵使我们承认剩余价值这一观念，在工作时间缩短，和最低工资经过立法限制的情形之下，工人所获得的早已打破马克思著书时绝对的公式。况且20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劳工又为消费者，他们所产生的消费市场也可以引起新的企业家另行制造新产品。这与李嘉图所坚持增强现有资本家利润才能保障雇佣的看法，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在信用扩大，专业经理人才增进，和交通通信条件愈为完备的情形下，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格更为明显。

　　19世纪和20世纪初年的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不可划分。英国是最好的例子。她一方面在内部改革，一方面在国外发动侵略，如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取得苏伊士运河的主权，由维多利亚称印度皇后，进入中东。迄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帝国主义的作风愈为明显，引起列宁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竞争都已停止，每一个国家内的资本家都已取得专利权，部分劳工已和资本家站在一起，去剥削其余的贫苦大众，所以国际战争也是占有专利的各国资本家间竞争所引起的冲突。他的理论，部分得自恩格斯启示。

　　这种情形，只表现着用“资本主义”这四个字（capitalism或Kapitalismus）去包括贯穿好几个世纪牵连无数国家的一种政治社会经济组织，因其范围之广，引起视界分歧错叠。本章一方面检讨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完成，一方面又要顾及我们给资本主义的定义，不能跟随着所有作家以水银泻地的方式去追究资本主义，漫无限制。如果资本主义是先由威尼斯传入荷兰，次递至英，再由英国及北美洲，而迄今尚未停顿的一种组织和运动，则只能以这种长时间在各国发展时的共通性格作为资本主义的性格。

　　为什么以上国家组织资本主义的体制时，都有贩卖人口的事情，而以后的德国和日本却未沾手？何以英国和日本都在资本主义体制之下表现着积极的侵略性，而美国虽然在“命定扩张论”（ManifestDestiny）呼声最高的时候，也一度有走上帝国主义道路的趋势，此后却在各种国际会议中坚强主张民族自决，做为反帝国主义的重要发言人？这些问题使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因为引涉之广，无法在其过程中完全避免人类的坏性格。

　　我们无意替资本主义辩护，也不能否认马克思所说，在初期聚集资本时，各先进国家常有使用暴力之情势，可是却不能把这病理家之诊断当作刻下题材的正常生理。今当“强凌弱众暴寡”的作风已逐渐检束之际，我们更应当在积极方面搜索私人资本可能对社会的贡献。也就是说，我们应当能在李嘉图与马克思之间，找到一种折衷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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