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五章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之形成(11)

第五章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之形成(11)

　　这决定物价的三个或四个因素，与其他的几个因素如分工之程度、货币数量及流通状态、法制（决定国家的经济系前进、后退或滞留）、人口、国民的总收入（revenue）及全部存货（Stock）等条件互为循环。譬如说劳工希望增加工资，资本家则希望压低工资争取利润。但是总收入充裕、存货增集时，也是做生意最好之时，资本家增加制造，人手供不应求，工资随之增高，劳工既有额外之收入，即生儿育女，引起人口增加，有北美洲的情形作例证。人口过剩时，则失业者增多，这时候社会上的高级人士也屈尊降贵的与劳动阶级争饭碗，只有把工资减低，最后终必引起天灾人祸灭杀人口，一到死亡相继时，人口终必返归于其国富所仅能支持的程度，有印度之孟加拉省的情形为例。

　　写到这里，亚当·斯密将工资与人口的消长树立而为一种定理，指出工资必与维持生活之最低标准接近，不能更低，也不应过高。否则人口的激增与剧阵又把局势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可是这样又把国家经济说成一个滞留的状态（这也是中国几百年内的实情），也与《原富》的一个观念相反。亚当·斯密没有朝这方向发挥。他提到18世纪之英国迄至他的时代，工资只有继续上升，如言实际工资（real recompense of labor），亦即货币工资（例如每年30镑，或每日1先令）所能购买之“生活之必需品及方便处”只有较前更多。也就是说，以今较昔，英国一般之生活程度有显然的进步，而且惠及于一般民众，作者深以为幸。

　　英国凭什么打开这局面？作者支吾其辞。他在下文说及英国工资因季节而异，也因地区而异，所以工资不必与食粮之价格结成一体。然则这仍没有答覆上面的问题。《原富》也再三说到分工合作的重要。分工愈精，生产愈有效率。分工又与市场之大小有关。他指出苏格兰之高地，每个农夫都是屠夫、烤饼夫兼酿酒夫。大凡市场扩大，分工的程度精密，固然可以增加生产效率，但终必待到一个较大的资本为之出面主持，为什么这时候英国能聚集资本，而其他国家不能？

　　18世纪英国之整饬军备，开发殖民地，不能与资本主义无关。《原富》列举17世纪后期以来，伦敦经过大火与瘟疫，英国又有两次对荷战争、光荣革命的骚乱、对爱尔兰的战争，又有1688、1702、1742及1756年四次对法战争（最后一次即七年战争），又有1715及1745年的叛变（詹姆士二世之后人企图复辟），国家发行的公债多至145000000镑（17世纪国家之收支出入仅以百万计，未有及千万者），再加上各时期非常的费用，耗于以上事故的必逾2亿。亚当·斯密是和平主义者、反战派，他不能出面讲战争对积集资本之贡献。相反的，他伤叹着这样一笔国家之大财富用于不事生产的事业、豢养不事生产的人手，要是全部投资于建设，其裨益何堪计料。

　　但是像亚当·斯密这样一个精明又见闻广博的作家当然知道，英国除接受荷兰之投资外，以上债务大部在国内招募。战事多在海外举行，英国又屡次获胜。克拉克根据当日一般情形说：“战争成为国家的一种产业。”当初对经济的刺激起于战争，其效果则见于平时，以后维持一种新型的海陆军，举凡被服粮秣之供应、船舰之配备、军火之制造，无不对国民经济有积极的效用。即大火后之伦敦，其兴建情形亦是如此。国家既要付公债之利息，只有扩大税收，于是增加生产，又将付税人收入之一部转交于政府债权人手中。财富分配不公平，资金之大规模积聚则有目共睹。

　　一位现代经济史学家针对当日情形写出：“庞大安全而新型的投资门径，支持了城市中多拥地产而生活裕如的中产阶级。”亚当·斯密自己缕列以上的动乱，也接着说，他的时代与复辟及光荣革命时相比，英国用于继续开发土地支持劳工之资本必已大为增加。他说：“在政府榨取的过程中，很多个人以私人节俭和优良的行为挣聚。他们普遍的、继续而无间断的增进自己的地位，使这聚积资本成为可能。”

　　亚当·斯密是否有意替当日的资本家关说，置投机及战时发财的种种门径于一边而只说其节俭之美德，值得注意。经过他的圆通，英国自光荣革命以来之积存资金成为既成事实，作者已经将当日之英国经济体制（我们之称为资本主义者），从以上所说之循环式改而说成一种螺旋式。亦即工资不复与人口纠结，永远的在“吃不饱又饿不死”的程度上下兜圈子，而是环境能打破，资金能聚积，工资能增高，一般生活程度也能改进——只要让私人资本为主宰。

　　印度孟加拉的经济与中国的国民经济之成为滞留状态者，也是因为缺乏新生的购买力，其整个社会的雇佣（employment）有限制。一方面固然缺乏资本来增加生产或提高生产，一方面也缺乏市场。英国既有政府及出口商购买各种物资，也因为经济繁荣，增加了社会内部的购买力。亚当·斯密写着：“不到多少时间，富人的房屋、家具和衣饰，低层及中等阶级也派上用场。当高级人士对这套东西发生厌倦的时候，他们就买得起。当有钱的人全部在如此花费的心情状态之中时，迁就全民的办法就有了增进。”亚当·斯密一生提倡节俭，在这一段却特别提出支持生产的消费与自私卑劣的浪费不同。

　　生活程度增进的时候，工资之增高最为显著，在荷兰如此，在英国也如此。亚当·斯密写道：“仆人、劳工（包括农夫）和工人占着任何庞大政治社会之最大部分。对这大部分的境遇作任何增进，不可能对全体反为不便。没有一个社会可能繁荣而快乐，要是其中最大部分的人尚凄惨贫困。”在这些方面亚当·斯密可视为资本主义之生理家。这需要大部分人得到最大快乐之说旨，也是不久之后边沁（Jeremy Bentham）学说的要义。

　　当国富增高，即国民总收入及存货增多的时候，利息必降低。英国从亨利八世到17世纪初年，利息由超过10％降至5％。荷兰的政府能以2％的利息举债，高级人士信用卓著的付3％的利息。法国企图以政府的命令强迫将利息降低，并无功效，只有使金融市场更混乱。中国则一般利息为12％。利润经常与利息同进退。但是富强的国家，工资高而利润低仍能与落后的国家竞争。只要本钱大，利润虽低，仍能与本钱小而利润高的竞争，并且其成长也较快。勤奋之个人如此，国家亦复如此。

　　斯氏没有直接讲明此中原因，但是说到资本使用的展开时，其中列有四个步骤，此即掌握原料、制造、交通和零售业。这样看来，经济之扩张不仅在上端活跃，也要透入下端。因之利息与利润俱低，并不是迟滞于一个本小利微的局面，而是以前不能做的生意现在都能做，如此全国的经济因素构成一个大单元。

　　亚当·斯密的《原富》集25年教学及研究工作写成，当中涉及各国社会政治经济情形，千头万绪极不容易概述。有些学者因他旅行法国，与所谓“重农主义者”（physiocrats）接近，称他受后者影响。重农主义者认为经济之发展有其自然之法则，不应牵强干涉，而只有农业才能产生富裕。亚当·斯密虽大致有这样的趋向，但是他没有倾倒于任何一方面的表现。他说明某一个国家根据“自然的程序”，总是先将资本用在农业，次以用在制造，再次之用在对外贸易。可是，他亦说到在现代欧洲有些国家已将这程序完全改变。海外贸易引进了优良的制造，因为工商业的发展，农业也随着增进。他又说，每一个国家可以用“农业的系统”或“商业的系统”去增进人民财富，后者为现代化的系统。

　　亚当·斯密根据洛克的说法，认为地租之由来，无非地主已投资增进土地之生产力，所以他在投资成果上收利息。这样他已经替李嘉图（DavidRicardo）之地租说奠定了基础。可是他也说付地租是对一种“专利权”所付的使用价格。如果由专利而向使用者索取地租，则无须根据任何标准，只要佃农愿意承当，则最高的地租，只要靠市场近，农产品能就近卖出，也会被接受。亚当·斯密类此自相矛盾之处也常为人指责。

　　总而言之，亚当·斯密出入于社会科学及人本主义（humanism）之间。他从长远的眼光看，这种顾虑属于经济的范畴。譬如他讲到增加工资的好处：“充裕之给养增加了劳工的体力，给他以能够增进自己的地位之希望，使他知道一日终结，他会享到丰富和安适，［这些条件〕鼓励着他把他的精力用到最大限度。”。日后在反对资本主义的作家，尤其在带有教条主义的作家看来，这种态度只是替资本家盘算。

　　熊彼德说亚当·斯密注重实际，将各种不同的数字与因素一并考虑，对以后作为抽象的理论奠立了基础。在我们看来，亚当·斯密并没有奠定资本主义理论之基础，这项工作已由霍布斯及洛克完成。他倒是给后人留下一个详尽的报道，使我们知道18世纪后期经济体系之被称为资本主义者的运转方式。因为他的乐观，《原富》说各种不同的私利观终能融合，无疑替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希望，培植了新的信心。

　　但是他的书完成时，美国的独立战争尚未爆发，产业革命刚才开始，荷兰与英国的发育成长确是史无前例，这些客观条件，可以当作他的乐观侧面之陪衬。曾几何时，法国大革命爆发，其走极端和拿破仑战争带来的扰乱，再加以产业革命所发生的社会问题，使各人对世界局势的看法渗入了阴沉的暗影，所谓自由主义的思想家虽然仍承袭亚当·斯密，有些对经济方面的理论，态度已趋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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