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四章英国(10)

第四章英国(10)

　　至詹姆士一世出卖国王所领的土地时，尚有账簿上之田土在实际地方找不到，总佃户（tenants in chief）不知何往。此外尚有提议的买价为100年租金（可见得租金之低）的情事，也有让副本产业持有人以7年租金买下，而后者仍不愿承受的情事。这些情形可算特殊，但是社会下层既有此种种现象，其上层无法以数目字管理，当为不争之事实。

　　内战当然也不是一种公平而合理的处置。首先议会查封勤王人士之资产，其次要他们自己出首接受罚款，罚款为土地1／6到1／2或2／3的价格，实际则又有各种折算办法，所以有不少业主只付了一年或两年的租金，即可以销案作数。也有土地确被没收拍卖而业主自行买回之事。而事实仍不如是单纯。战时税率特高，房地产经过破坏，田园也缺乏整顿。还有些佃户趁着业主不在，自行圈地，使以后的产业无从查考。总之，有了各样变态，即专家也说无从将其中详情清查出来作有系统的研究。

　　可是仔细的分析困难，初步的观察仍是可能。整个17世纪的演化，无从产生个别的公平合理，而在技术的角度上来看，则有将土地占有正规化和系统化的趋势。即在内战爆发之前夕，有心计的地主已将手中的产业收束整备。以上所说封押、罚款、没收、拍卖、还赎诸程序，加以地主率领佃农在战场上使用武力，只利于强者，不利于弱者。利于在现地经营之地主，而不利于离乡背井之地主。利于资源丰富，有现款周转，能与金融界人士交往，能赊借之地主；而不利于手头拮据，孤立无援之地主。于是各项安排等于将土地所有权加以一种约束。过去很多支离破碎的所有权和含糊暧昧的主佃关系，虽不能一扫而光，也已有相当的改进。一般庄园的数目减少，每一单位的面积增多，所辖田地结构较前致密。副本产业并没有全部肃清，但也已显著减少。查理二世复辟时，副本产业引起的争执已不再是重要问题。

　　我们只能想象这些穑夫之子孙，少数运气好的，因为不同的机缘，变成了自由产业人，也就是实际的业主。多数的则成租赁的佃户，还有些则被挤出农业之外，兹后成为城市之劳动阶级。陶尼说内战是一座大熔炉（melting pot），“地归业主，以扣仗的方式执行要比法庭告状便宜得多”（for eclosure was cheaper by war than by litigation）。他又说及内战前后各种宗教上的冲突，实有各种非人身的原因，总之就是将农业组织商业化。这种种说法，无非解释从技术的角度（所以非人身关系）来看，以上各种因素汇合而成时代之一大潮流，无可阻挡。内战既为一大熔炉，则经过重整的私人财产权，必较前坚韧。照商业的方式处理，也就符合实际，能够广泛的公平交换。过去以宗教的名义冲突，不外各人坚持己见，动辄引用道德上最高的与最后的观念，拒绝调解与妥协。战后则经济的结构商业化，既能引用数目字管理，也用不着再以一种抽象的观念去支持各项争执。

　　1760年查理二世复辟时，已经正式放弃土地领主应有的骑士服务，土地领有的规律化也使土地税合理化。可是当时并无人能了解。光荣革命之后的1692年，新颁布的土地税以全国均一的税率征收，也不用包税人（tax farmers），收入即逾200万镑，解入国库，为前所未有的情形。翌年则有皇家矿产法案（Mines Royal Act of 1693）之公布。过去，民间矿产内发现之金银归属国王。其实贵重金属发现的情形不多，只是有了这种规定之牵制，地产交易即受限制。此法案通过，皇室放弃前述权利。于是矿业大兴，英国矿产开拓公司（Mines Adventurers of England）在短时间内募足资本125000镑，在当日是一个很大的企业，也刺激其他工商业的全面增长。

　　有了土地占有之合理化和圈地之继续推行，内地的交通才能展开。关于17世纪英国道路修筑的情形，迄今尚缺乏可靠记录，其零星的记述也无法综合。原因是始终没有一个管理全国公路的组织。迄至都铎王朝，英国的内陆交通仍承袭罗马时代的系统。有局部的增添，没有全盘的改进。迟至1555年才有全国各教区负责维持境内道路之规定。最初的一条付费公路（turnpike）修筑于1663年，因当时剑桥的三个教区无力维持南北孔道之畅通，于是呈请议会向通行的车辆收费作为补助，不料此例一开，日后付费公路成为全国之规模，而在18世纪下期构成一个全国性的交通网。

　　光荣革命之后，各处公路已有增进，驿车与运货马车已将伦敦与各地区中心联系起来。再助之以内河航行与沿海交通之增进，报载价格之出现，农产品的市场因而整体化，并使农业技术之改进及产品专业化成为可能。18世纪，英国大量向外输出谷物，农业和商业间的距离缩短，更加强了全国经济一元化的趋向。

　　与道路交通密切相关的是邮政的展开。英国在亨利八世时已经有一个初具胚胎的邮政组织。此后到1657年克伦威尔任命第一位邮务总长，而有了全国性的邮政，并且开始与海外大城市经常通邮。复辟之后，邮信用途大增。1661年夏天的两个星期之内，英国从荷兰收到的信件各为1435封和1545封。到1681年，一便士一封的信件成为常规。到17世纪末，任何城市都有一星期三次的邮信投递。东部和西南部则每日投递。

　　前面已经说过，英国的习惯法，是中世纪的遗物，内中有很多程序不适于新时代与商业发展。例如典当时其产业即交贷方（mortgagee）保管，没有赎当时借方权利（equity of red emption）的处置，对动产缺乏律定遗传的次序（entail）规定，违约时之处罪限于定约人实际之损失，其失误之机缘不能算数，况且尚有一个极长的等待期间，动辄7年，保险与破产当然都谈不上。

　　在以上纷乱的时代，全靠皇廷大臣的法庭（Court of Chan-cery）以平衡法判断了一些案件，打破了当中一些僵局。到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之后，这法庭更加紧工作，更有以平衡的原则补救习惯法之不足的趋势。此时牵入的案件涉及典当时死当时借方之权利、女子财产权之保障、破产、合同、股份和船舶所有的支配，以及欺诈内涉及“过分的施用诱导力”（undueinflu-ence）的原则。而且引用的原则积少成多。当初平衡法之有弹性，纯在其不顾成例，至此，所判的案件也自创成例，于是平衡法与习惯法对流。

　　1689年光荣革命成功，贺尔特（Sir John Holt）任高等法庭首席法官。他上承柯克（Edward Coke），下为曼斯菲（William Murray Mansfield）铺路，是英国司法史里有名的人物之一。他反对奴隶制度，支持光荣革命的精神，在法律上则看清了习惯法不适于现代商业，于是规定今后高等法庭（King'sBench仍是习惯法庭）受理与商人有关的案子概依商业习惯处理。此中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上必有相似的变化，否则他这种改革即不遭激烈的反对，也不见得行得通。

　　光荣革命前后，政治制度已改革，不以立法和行政作主宰，而以司法为主。克拉克爵士综合前后情形，曾作下面的一段观察：

　　司法衙门和法庭不断的工作，除了几个月之外，用法庭的裁判去树立法规的情形总是在进展之中。相反的，法律改革的呼声虽高，但是危机一发生，纵在最革命的关头，有关土地(的买卖典当占用等）及商业合同各事，却连一桩立法也未完成。

　　立法和行政总不免“通令”的格式，有立即强迫下面照上级命令办事的意味。资本主义牵涉里，凡私人财产权的，务必在真人实事之间批判明白。所以司法权为更有效的评判工具。审判案件虽只对一人一事着眼，其成例积少成多，也能创造制度。

　　威廉与玛丽虽有承继斯图亚特王朝之资格，他们被邀来英国，还是要经过一个选举的程序。君权既非神授而实由于民授，则国王之权利与义务势必需要新的调整。

　　过去英国国王以人身对财政负责，公私不分。王后之嫁妆，当作国库收入，国王之情妇，也由公款开销。一到支费短绌，王室即典卖珍宝，或借债不还，有如查理一世提用商人存于铸钱局待铸的金银，查理二世停付借款的利息，甚至克伦威尔也要向东印度公司强迫借款。这种种作风，使朝代国家的本质无法革新。私人财产权之没有保障，尤其是争论之渊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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