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二章威尼斯(9)

第二章威尼斯(9)

　　这后面几项措施在12世纪以来即成为“间接保险”的工具。如此商人、船主、银行家和保险家都能预先计算损失，对于借钱与贷款，既能衡量自己的能力，也能估计对方冒险的程度，于是经商成为一种有结构、能协定的活动。在这种情形之下信用才能展开，于是剩余的资金此来彼往，互相活用。皮永恩说欧洲信用制度起先完全是西南欧罗曼司语言国家的功劳，看样子也是在意大利构造成功之后，才传到法国的香槟省。

　　不仅是中国的作家，连很多西方学者，直到最近才能彻底体会到，商业大规模展开，所依赖的不是货币，而是信用。很多大宗商业之进出，不一定要货币亲自登场。而最初信用之能遂行，有赖于以农起家的资本家和商人间的鸿沟逐渐消失，社会之间产生一种“架构上通贯的力量”（structural coherence）。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中之内在物资都能公平合理的交换，于是可以开始在数目字上管理。韦伯所说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必须是一种“能供计算的法治系统”（calculable legal system）。虽说这系统也可以通过立法的程序在纸面上产生，它到底要与社会体系符合，不能完全闭门造车。我们看到中世纪结束时英国尚且瞠乎其后的情形，也可以推想几百年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陆型国家，要树立一个类似的体系之艰难了。

　　我们纵不能和其他城市比较，去衡量威尼斯对信用制度所作技术上贡献之程度，其成为此间中流砥柱，应毋庸置疑。因为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中没有一个如威尼斯牵动如此多的商人，经营如此之久，而其组织设备如此之完善。威城被称为“科学统计之出生地”。政府对稍重要商人的资本都加以调查，见于官方记录。接受商业诉讼之法庭为curia di Petizion。即是外来的商人与本地人订有合同，发生争执，也可以提交此商业法庭判断。律师由官方指派，但是当事人自雇律师的也各听其便，所有账簿和通讯都可以传送到法庭核阅。威尼斯旅外的商人则享有治外法权。

　　一个衡量威尼斯富裕的尺度，则是15世纪初年她的财政收入，已超过每年150万金达卡（ducats，每达卡含纯金3．55格兰姆，近于1／8盎司）之数。以现代的价值计，约近于美金8500万元。当时中国的人口，为威尼斯的500倍到1000倍之间。明朝人所谓“天下税粮二千七百余石”，虽然无法折成今日的价格，也和150万金达卡处于一个相类似的范畴之内。

　　关于威尼斯之衰亡，历史家至今还有各种不同的争执。传统的解释是1453年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使基督徒在地中海东部失去了凭籍。1488年葡萄牙人又通航经过好望角，兹后截断红海间制肉香料的交通，使远东的产品环绕非洲进入西欧。也有些历史家认为这种过于简化事实的说法都有毛病。地中海的贸易并没有因这两件事情而枯竭。葡萄牙人也没有完全截断红海间的来往。16世纪末期，威尼斯的商业有一段回光返照的局面，与埃及之间的贸易只有增加，没有减退。中欧的矿产也增加生产，通过威尼斯去换取东南的物资。威城的银行也替北欧及意大利各城市转账。威尼斯的商人更出现于很多前未履足的地方，如瑞典及波兰。

　　还有些人埋怨威尼斯不应当于1400年之后在大陆拓地，陆上的发展就是海上的撤退，顾西则不能顾东。还有作家认为亚德里亚海岸的森林砍伐过度，影响以后威尼斯的造船业。也有人认为威尼斯不应当让雇佣军作战。16世纪之后威尼斯的工业虽有片面的发展，其主权则在外国人手里，威尼斯则因公债和军费累积过多，文艺复兴期间，大量资金用于建筑，没有在产业上投资。也还有人责备威尼斯不能远瞻整个欧洲和整个世界改变的局面，没有用她的力量作未来统一意大利的打算。

　　这些情形都有所称叙的理由，也代表见作历史，必有个别的见解。但是我们今日在20世纪的末期，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重新检阅威城发展之经过，以考察资本主义的形成重心，则认为关于威尼斯的衰退很可以用地缘政治（geopolitics）的观念解释。威尼斯之效率高是由于内部和谐，其能如此，也是由于地方小，结构简单，所以她用商业组织的方式将10多万人的财产所有权（ownership）和雇佣（employment）结成一个罗网，将公私各部门一并笼罩，于是私人资本能继续增积，政府也成为资本家的代言人和经理，在这种情形下，威尼斯完成资本主义制度。

　　可是她的特殊优势，用不着等到1500年，即在1400年前后，已发挥尽致。以后纵能扩展疆域，即使富庶的程度仍能在数目字上增进，又在文艺复兴的时代里有过实质上的贡献，威尼斯的想象力、冒险精神和组织能力——这些因素，为有些学者称为资本主义精神——都已经历过最高峰时代的改变，是其衰落的主因。昔日人口少，商法即民法，海军与商业舰队不分，转口的利润超过制造，在新世界里或不适用，或陷于不利。很多新兴国家赶上时代，今昔之不同越加显然。

　　在十字军东征时代，威尼斯成为东西之间的枢纽。可是在远洋探险的时代，她即被东西的新兴海上势力所阻塞。纵使16世纪和17世纪间常仍有片面的繁荣，也还是由于其他海上国家有了特别的发展，暂时将红海与直布罗陀间的一段事业搁置，并非长久的趋势。很显然的，1571年西欧天主教的联合舰队在勒潘托（Lepanto，希腊西部）打败土耳其舰队，威尼斯虽然参加，已不能采取领导的地位，她的船只也分割配置于各分队。这和几个世纪之前称霸地中海的情形，真不可同日而语。

　　为什么威尼斯不积极开拓远洋，在科技上突破环境？16世纪的造船业又有了继续的改进，勒潘托海战已有火器出现（虽然战事仍由白刃决定），威尼斯尚是发明戴眼镜的地方和出版业的中心。如果这些条件与她的财富结合起来，发为一种积极的运动，威尼斯似乎应当能突破环境，继续为西方文化的杰出城市，在文治和武功上站在历史的前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

　　如此的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为众所公认的完美解答。只是提出类似的问题时，我们即逼近于地缘政治内对付同一问题，各地区必会呈现不同之效率或无效率（comparative efficiency or deficiency）的一个原则。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并不是威尼斯必不能如此，而是其他国家以远洋为近邻，又有更多人力和资源，必定要较一个人口只10多万，蹙居于堂奥里的城市容易做得成功。威尼斯失去行动自由之后，她的保守性格愈为明显。

　　我们的目的，在研究资本主义之展开，在此可以看出威尼斯之衰亡并非前述三个技术上的条件逆转，而是这座自由城市不能加速维持其所创造的一种运动。除此之外，我们与其绞尽脑汁去猜测何以没有发生的事情竟没有发生，不如节省精力，去观测已经发生的事情在何种情况之下发生。所以我们叙述威尼斯的情形，就此结束。下面两章介绍资本主义在荷兰和英国展开的经过，当中也不乏这些国家打破现状创造新局面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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