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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威尼斯(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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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华立罗阴谋之动机,还是引人注意。他年事高,又无子嗣(拜伦的剧本里替他添了一个侄子,但是没有历史上的根据),自己出身于威尼斯最有声望的贵族家庭,又曾在政府的许多部门服务,也曾带兵作战,现任的统领一职,是终身制,他半年之前当选时,获得41票中的35票,他自己尚在亚威农(Avignon,法国境内,是教皇驻跸之处)作外交上的交涉。据他向朋友道说,他从未企求或运动这职位。然则何以几月之后,冒此大险,以致身败名裂? 斯东诺的导火线虽没有根据,华立罗与造船厂头目伊沙内罗及其他员工的来往却是证据确凿,所以后来判死刑的不只他们两人,而有10余人之多。这些情形引起拜伦将他自己在19世纪初期的阶级斗争思想写进华立罗的头脑与口中。可是华立罗从未表示他要领导工人运动,同时这种运动放在14世纪中叶的威尼斯,也是不合情理。1355年去黑死病不远,欧洲人口一时大减,劳动力缺乏,已经引起工资普遍增高,因此也用不着促成暴动去提高工人的地位。 德拉克洛瓦的油画,代表着法国大革命前后一般市民阶级企求自由的精神。他们所反抗的暴君乃是旧体制(ancienregime)的遗物,亦即是贵族、僧侣的领导人。以这种题材,加之于华立罗和威尼斯,则又不免张冠李戴。华立罗很可能的有做威权皇子(authoritative prince)的决心。他很可能认为威尼斯的统领应有实权,不当受城中贵族层层节制。有些历史家认为他是主战派,他之发动政变乃是希望与热那亚作战到底,不为和议派的压力所转移。果真如此,他的悲剧并没有浪漫画家笔下牵涉之深。只能当作一种政治上和技术上的问题,也只有片面的历史意义。 今日我们检阅陈迹,去华立罗企图发动政变已760多年,去浪漫派诗人与画家的笔下宣扬也超过一个半世纪。我们与其跟着拜伦和德拉克洛瓦去猜测这悲剧人物的心清,倒不如质问何以他的心情会引起后人如斯的注意。这题材既为舞台上的脚本,又是沙龙中的名画,则作剧作画的已经准备将此情此景永远保留,吟咏观摩。难道这1355年4月17日的一段往事真有如是魅力? 我的答案则是引人入胜的不仅在于当时一段事实,而是牵涉着这事实的背景。拜伦说得好:“统领华立罗的阴谋,是现代历史中一个最奇特的政府、城市和人民的年鉴中最值得注意的事件之一。”接着他又说:“凡事涉及威尼斯就是不平凡。她的容貌像一个梦,她的历史像一段传奇。” 关于威尼斯的外形和面貌,已有两位现今的作家指出:“威尼斯世间无匹。有理智的人不会在这地方建造一座城市。”时至今日,这城市内历史上有名的建筑物,都有继续沉浸在水中的危险。国际间援救的组织,正设法将软泥注入这些建筑的地基内,希望将之抬高。 其所以如此,乃因威尼斯向来就不是计划中的城市。西元500年前后,几批日耳曼民族的部落侵入意大利半岛,此城乃在仓卒之中创设。一部19世纪的历史如是说:“他们都是难民,为数四万余,在5世纪被蛮族逐出他们的故乡,在这海沼之中避难。此处土地经常移动,处于咸水的沼泽之中,难民发现无土可耕,无石可采,无铁可铸,无木材可作房舍,甚至无清水可饮。他们(仍然)在此创立了黎多(Rialto)的港口。” 所谓黎多原来泛指威尼斯各岛,今日则为两个主岛之一,在西边,与东边的圣马可(San Marco)毗邻,中间只有一条大运河分隔。历来的安排,商场都在黎多,政府官邸及群众的广场则在圣马可。此外尚有环绕的诸岛,已属次要。这威尼斯城处亚德里亚(Adriatic)海之北端,也算是东西海岸的分歧点。两岛去大陆只有2.5英里的距离,其中大部分可以徒涉,可是内中却又有很多深水的水道,非本地人莫识,所以易于防御。在她1000多年的历史中,威尼斯曾数度濒于被侵犯的危险,可是直到1797年拿破仑将她拨给奥国之前,未曾为外国军队占领,其受大陆农业的影响也至微。 拜伦所说,威尼斯的历史可以当作一段传奇看待,虽然容易体会,却无法直接的形容,现在容我作如是的解释: 过去约2000年来,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政府,大体都是君权政府。君权的根据,总是“君权神授”。既有宗教上的意义,也有道德上的附带条件。要是神启示于人,作之君,当然责成他率领臣民为善,否则就没有逻辑上的意义了。我们尚在它阴影之下,不容易遽尔体会到这种观念的源远流长。中国到20世纪的初年,才取消帝制。即英国在17世纪初年詹姆士一世也还在提倡君权神授,他自己著书不算,还一再口授政教合一的宗旨,曾亲自说:“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no bishop, no King)其要义也就是要不让他派出僧侣管制臣民的心灵生活,就用不着由他出面做国家之首长。 在这时候如果有人出面说:我偏不信你这一套。人生的目的,最初无非丰衣足食,既能温饱,则求繁富。然后得陇望蜀,更憧憬于权力与幻想间的各种欲念,只要我能达到目的,也不关你事。至于我的善恶,也有我自己的良心作主。我与神的关系,更非你与你的主教所能干预。 这种意见,也可以算是资本主义的原始思想。说来容易,做去却行不通。即杨朱为我(第一章)也有这种倾向,已经被孟子与墨翟一并骂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显示历史上的既成因素阻塞着“自由的构造”(free construction)。然在西元之前,东西的哲学家能够提出上述意见时,各种权力的组织早已画疆分土把世界分割得干净。社会制度也与这权力的系统为表里。又直到最近代,经济的展开也非常的迟缓,更不容各个人或者一个集团的人设想他们的私人财富可以继续扩充,终身没有限制。 威尼斯则在这不可能的条件内产生了一段例外,无须将上述意见特别标榜,却已经在事实上证明,“自由的构造”事属可行。她最起初的历史,约略的概述如上,有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威尼斯对意大利大陆上的政争,不涉足加入,也真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态度。可是当初的40000难民经过几个世纪的移民和繁殖达到10万左右,早已超过“不足为外人道”的打算。 威尼斯首先以鱼盐之利在波河(Po River)及亚德里亚近海立下了一个商业上的基础,以后向东发展,执地中海商业之牛耳,可以说是在缺乏政治、宗教、社会上的各种限制与障碍,得以将其组织,全部适用于经济上最合理的规范上去,以资金之活用(wide extension of credit)、经理雇用(impersonal manage-ment)和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共通使用(pooling of servicefacilities)的原则,使所有权(ownership)与雇佣(employ-ment)结为一元(详第一章)。其国家势力既膨胀,个人活动的范围也扩大,有野心和志气的年轻人,起先在蜈蚣船(galley)上作弓箭手,参加海外旅行,开始带货,次之参加股份贸易(col-leganza),将资本愈积愈大,以后在海外建农场,在大陆造别墅,和在大运河河岸盖房舍都不是不可能的事。 固然威尼斯的重要位置,包括海军将领的地位,常为贵族垄断。但是13世纪之前社会流动性大。直到1323年后,才规定贵族及其家属(经常1000至2000人,代表200家以上)代表“大会议”(Grand Council)的会员,而威尼斯的贵族仍只有少数拥有地产,大多数还是城中绅商。同时贵族只是一种身份,不一定富裕;富裕的绅商却也不一定是贵族。 从一个历史家的眼光来看,赚钱不是唯一的要事,只是这个城市国家人口一经固定在10万左右,经商给了他们一个共通的目的,而且紧凑的居住在海岛上,他们也感到休戚相关。再加以威尼斯有了好几个世纪不断的发展,在这经济生活中,经常产生一种生活上的动态,富于打破环境的经验,与众不同。和欧洲中世纪大部分尚在一成不变的情形下比较,愈显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动活泼。所以拜伦一方面嫉视威尼斯的贵族,一方面仍觉得威尼斯传奇性的不平凡,有令人寻味之处。 布罗代尔说:“资本主义之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乃是愿意冒险,愿意投机。”他又认为“欺骗”也是因素之一。“这竞赛的规则乃是发明一种新规则——去针对市场的现行规律和手段,使它做不同的运转。”为什么另外一位经济学家,在他的书里强调“浮士德眼界”(Faustian outlook)(浮士德是一位传奇人物,可算作不安本分,一心要打开现局的代表),是现代经济的哲学基础?得陇望蜀乃人之常情。目前的问题既已解决,则企图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单调的目的既已达成,则开始制造繁复的问题。以前不合法不敢尝试的事项现在则使之合法且毅然尝试。这种突出环境进入新领域的精神使威尼斯的历史成为一段传奇。人家能如是想,只有此城能如此做。 威尼斯和她10万左右人口,有似中国明朝的偏僻小县。她在1000多年的历史中,也做过一些不仁不义之事。可是她的成功并不是使全部公民都成市侩。她曾防止土耳其人势力西侵,成为文艺复兴的中流砥柱。她的建筑和几个世纪以来收集的美术品,至今仍是传世之宝。她的印刷业,也一度是西欧文物的先驱。而她在商业组织与造船业的成就,当然更在世界历史里树立了一座里程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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