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2)

　　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须要一百〇一年才可以通过。我们的生命纵长也难过九十九岁。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万历十五年》已经初步采取这种作法。所以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例如郑贵妃是否掩袖工谗，她到底是否国家妖孽，和今人的关系至微。明代人之所以要在这些地方做文章，可见他们道德的观念过于窄狭，技术无法开展。我的书也已给欧美学生作教本，那些教师当然不会在考试时要求学生在试卷上说明明代衰亡乃因泰昌皇帝朱常洛，并非郑妃所生，而系恭妃王氏所出。他们从大历史的眼光观察，应该在读我书时看出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有如今日美国的“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及法治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万历十五年公元为一五八七年，去鸦片战争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标准，则前后相同。如我们今日读英人魏黎（Authur Waley）所作《中国人眼里的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 Through the Chinese Eye）可见一八四〇年，其情形仍与一五八七年相去无几。而我自己所作的《一六一九年的辽东战役》也有小历史的情节。例如刘綎，中国方面的数据说他战死；满洲档案说他被俘后处死；朝鲜方面的数据则说他点燃火药自爆身死。文载联邦德国《远东杂志》（Orient Extremus）。从大历史的观点看，则方从哲、杨镐当年丧师折将，有其背后政治、经济、社会多方的原因，和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战争情形极相似。是以痛责琦善、耆英及道光帝，于事无补，即咒骂光绪帝、李鸿章、丁汝昌也只能与咒骂郑贵妃和福王常洵相同，都仍不出长隧道内的观感。

　　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来，即这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也有其根源。由明朝可以向后倒推到其他各朝。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候地理关系的影响。在这方面，我曾和英国的汉学家李约瑟博士（Dr. Joseph Needham）作文阐述。现在我仍在做个别方面的研究工作。其主要重点，则系历史上有长期性的重要发展，牵涉很多事物的时候，很难是少数人的贤愚得失所能概括。必有其背面、侧面，即我们自己还没有看清楚的因素，此是后话。现在即从明朝末年，贯穿有清二百六十八年到民国初年，也可以从潜水艇夹肉面包的基点看到：

　　＊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过去政府与民间的联系着重于尊卑男女长幼，纯靠科举制度做主。一九〇五年停止科举之后，上层机构（superstructure）与下层机构（infrastructure）更为脱节，满清之覆亡，更无可避免。

　　＊民国肇造后，军阀割据，也是当然趋势。因为新的力量还没有产生，过渡期间，只能由私人军事势力撑持。这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等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区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战局面。

　　＊国民党专政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总算结束了军阀混战，但是全靠城市经济维持。

　　＊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institutional links），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这不是说整个一个世纪所有的人物，毫无贤愚得失，只是他们的贤愚得失不足以更改上述历史发展的程序。大历史的着眼注重群众运动对社会上的长期贡献。要不是有这些积极的因素，中国一九八〇年间也仍会和一九一〇年间一样，不可能生存至今。我这样解释历史，超过党派的分别，也超过国际的界限，即对重洋远隔的师长同学，以及在内战期间丧生的亡友灵前，才都讲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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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小时候读历史，常有中国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凡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中国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得明白，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

　　我们今日一提到这问题，首先还没有把问题掌握清楚，就先要被质问，作者是否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可是最近根据法国历史学家鲍德尔（Fernand Braudel）考证，“资本主义”（Capitalism）这一名词还是十九世纪后期的产物，而仅在二十世纪内广泛使用。马克思虽称“资本家”（capitalists）及“资本家的时代”（capitalist era），并未引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今日我们公认为最先的资本主义思想家，实为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自己也不知道资本主义为何物，他着的《原富》，在民国初年即在中国营销。而他在十八世纪著书时，仅称商业的管制办法优胜于农业的管制办法。在研究大历史的立场，这种分析方法最能表现每个国家先后发展的程序，也才不会用抽象的道德观念，抹杀了实际上技术的作用及成效。今日中国主张实事求是，我觉得更应当收集未曾被滥用的资料，将历史的基点推后好几个世纪，以原始的眼光重新检讨很多国家由落后到先进的程序。

　　这样看来，以“资本主义”形态在欧洲作先锋者，实为意大利的弗里敦市，其中骁首则为威尼斯，这城市在大陆所占有的农业地区经济力量有限，而市内咸水也不便制造，在教皇及神圣罗马帝国（其本身不在意大利而在德奥）争权，两不相让之间，取得独立地位。其最大的方便则是地方小，内部组织简单。十三世纪之后，其全部国家有如一个大城市，也如一个大公司，所有民法即全部为商法，所以也不顾天主教的教义，建设海军，竭力经商，为欧洲最先进的国家。

　　继威尼斯而兴起，则为荷兰。荷兰正式国名为“尼德兰王国”（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历史上也称The Dutch Republic，或United Netherlands。荷兰（Holland）不过为联邦内七个省之一省。但是这个国家十七世纪初独立时，荷兰人口占全国2／3，又供应联邦经费3／4。尼德兰因抵抗西班牙政府及参加宗教革命，才联合全体荷民成为独立国家，过去无统一国家及社会的经验，经济发展尤参差不齐。显然荷兰虽工商业先进，尼德兰境内也有很多省份保持中世纪形态，为落后的农村机构，不能以同一的法律在全境施行，于是乃行联邦制，大事由联邦决定，其他各省自理，开现代国家双层政治的先河。初时荷兰还坚持它有独立外交的主权，联邦的海军也是由五个海军单位拼成。虽然全国皈依新教的卡尔文派（Calvinists），初独立时很多教徒对这派教义所谓“定命论”（Predestination）者作特殊的解释，以便支持他们各别的政治活动。但尼德兰国终因对外经济的激烈竞争及本身高度经济的发展下，使其内部矛盾逐渐解除，而成为世界富强国家之一。

　　在荷兰之后，商业资本高速发展的则为英国。英吉利及苏格兰称“联合王国”，大于荷兰五倍至六倍之间。我们今日看来面积小，在十八世纪之前的欧洲则为大国，也有坚强的农业基础。这国家商业组织没有展开之前，常为各先进国家掣肘。如银行业，即为意大利人垄断，以后保险业也为荷兰人操纵。意大利人在伦敦的市街称为仑巴德街（Lombard Street）他们也享有领事裁判权。英国输出以羊毛为主。意大利人即先垫款于畜牧的农村，将羊毛预先收买，又掌握其海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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