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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6)


  以大学士的身份,张居正不仅没有权力公然颁发指令,甚至不能公开讨论制度的改组。他所采用的方式是用私人函件授意亲信如此如此地向皇帝提出建议。这些建议送到内阁票拟,他就得以名正言顺地代替皇帝作出同意的批覆。他进入文渊阁以后的第一个皇帝是一个昏庸的君主,对国事既不理解也不关心;第二个皇帝则是小孩子和他的学生。环境和才能加在一起,造成了张居正的权威。但是他还是需要小心从事。帝国的官僚政治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成千成万的官僚,在维护成宪的名义下保持各方面的平衡,掩盖自己不可告人的私利。要公然宣布改组军事制度,就等于邀请别人对自己攻击。因此张居正不得不采取这种迂回的方式。反正皇帝站在他这一边,不论别人是否识破真相,只要举不出违背成宪的理由,则公开的攻讦和私下的流言都可以不在话下。

  蓟州军镇的军备改革,按照这样的程序顺利地进行。最初,戚继光建议把北方各镇十万名士兵交给他训练三年,由于计划过大,在政治上和技术上都有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因而未能实现。但是中枢政府批准了他的另一项建议,即把他在浙江所训练的一部分士兵调至蓟州,最初员额为三千人,以后扩充为二万人。张居正对戚继光极度信任,企图赋予他以这一军区统筹全局的权力,所以才拟议设立“总理蓟州军务”的官衔,以和其他各军区的“总兵”相区别。无奈这一官衔在本朝史无前例,各种议论就纷至沓来,乃不得已而作罢。这一计划不能实现,张居正找出了另一种办法,即把蓟州辖境内的其他高级将领调往别镇,以免遇事掣肘。

  这时谭纶又建议该区的文官不得干预军事训练,并且主张戚继光在三年的练兵期内可以不受监察官的批评。后者显然又为文官们制造了违反成宪的口实,引起猛烈反对。皇帝的朱笔批示接受了兵部和都察院的建议,要求监察官明白练兵的重要,责成他们“和衷共济”,并把他们对蓟州防区的巡视限为每年一次;对谭纶和戚继光则希望他们“稍宽以文法,乃得自展”。事实上,凡是故意和戚继光为难的文官,后来都被张居正不动声色地陆续迁调。

  蓟州军开始训练,就接受了优厚的财政接济以购买军马、制造火器及战车。这种和其他军镇的不平等待遇,惹来了大量的反感。接着又有一连串的矛盾跟着产生,诸如北兵和南兵的磨擦、军职的继承者和其他出身者的争执、因循守旧和锐意革新的冲突。张居正了然于这些情况,在他写给谭、戚两个人的私人信件里,再三叮咛他们务必谦恭退让,不要居功自傲。他警告戚继光说:“北人积愤于南兵久矣”,他们“多方罗致,务在挫辱之”,所以“务从谦抑,毋自启侮”。有一次蒙古部队打算犯边,就在战事一触即发之际,俺答却放弃了原来的企图,下令掉头北撤。这一出人意外的事件,在张居正看来完全是由于谭、戚二人部署有方,才使俺答踌躇不前;然而邻近的两镇却把功劳据为已有。张居正虽然认为这种冒功邀赏可笑而且可耻,但是他却通知谭纶,他已经以皇帝的名义承认了这两镇的自我吹嘘,他也不让兵部查清事情的真相,以免纠缠争辩。他要求谭纶在奏折中不仅不要争功,反而要把功劳归于其他二镇,使他们“嚼舌愧死”。

  张居正这种做法,表面上是损己益人,具有大政治家的风度;但是仔细研究,却仍是有阴有阳,无助于矛盾的根本解决。那怕是谭戚二人表现出无以复加的谦抑,各镇之间的利害关系也决不能因此冰消瓦解。因之内阁愈想公正平衡,旁人看来则在一明一暗之间有亲有疏,偏袒更多。以后反对张居正的人认为蓟州练兵是他培植私人的政治资本,也就毫不足怪了。

  一五七七年谭纶病死,从此张居正和戚继光的关系更为密切。第二年张居正返江陵葬父,他还生怕这短期的离职引起戚继光的不安,所以特地私下通知戚继光,接任蓟辽总督的将是梁梦龙。信上说:“孤之此行,甚非获己。……到家事完,即星夜赴阙矣。蓟事已托之鸣泉公,渠乃孤之门生,最厚;谅不相负。”梁梦龙字鸣泉,在翰林院与张居正有师生之谊。他在万历一朝的事业,也赖张居正的提拔为多。张居正这样倾腹相告,自然使戚继光更加感恩戴德。是以首席大学士的江陵之行,戚继光派出了一整连的鸟铳手作为护卫,张居正选择了其中六名随行,作为象征式的仪仗,同时也表示了首辅和蓟州戚帅关系之密切。兹事前后,蓟州总兵官的传骑携带各种文件和信件不断来往于首辅私邸,这更使他们的反对者在日后清算张居正的时候,有所借口,甚至指斥他们图谋不轨了。

  戚继光在蓟州创造的战术,可以称之为“步兵军官的各兵种协同”。要对这种战术作出评论,必须顾及他所受到的各种条件的限制。当时,现代化的武器传入不久,而北方士兵的素质又极不理想,他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仍然是来自南方的旧部,为数约一个旅左右。他把这一个旅的兵力作了适当的配置,并以此为全军的核心,以防御蒙古的十万铁骑突然来袭。

  抗倭战争中使用的“鸳鸯阵”,是一种以小股步兵为主的战术,目的在于对付海寇并适应南方的地形特点。而蓟州军镇的任务是防御蒙古的大部队骑兵,因而这种在“鸳鸯阵”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新技术也就初具了各兵种协同作战的规模。

  战车的使用成为这种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战车的性能以防御为主。形状和民间的大车相似。所不同之处,在于民间的大车的车箱两侧各有箱板,而这种战车只有八片可以折迭的屏风,共长十五尺,平时平放在车辕上,作战时打开树立在一边车轮之后以代车箱,所以又称“偏箱车”。几十辆战车可以并肩衔接,摆成圆形或方形的防御据点。屏风最靠边的两扇可以前后摇摆,有如门叶,以供步兵出入。

  一辆战车装载“佛朗机”轻炮两门。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这种欧洲式的火器只能算做大口径的火枪而不能算做炮。它以青铜或铸铁铸成,长度自三尺至七尺不等,口径则小于二寸,从炮口装入铅弹。最大型的佛朗机,射程为二千尺。通常这种火炮以及辅助火炮的鸟铳都在战车上屏风后发射铅弹,屏风开洞以为铅弹的出口。

  士兵二十人配属于战车一辆。其中十人直接附属于战车,任务为施放佛朗机。另外十人就是戚继光所强调的“杀手”,任务为以藤牌、镋钯和长柄单刀迎敌。杀手班的距离和战车保持在二十五尺以内,他们如果前进,战车也随之而推进。

  其他步兵部队仍然使用鸳鸯阵的战术,稍有差异的是藤牌手应当匍匐前进砍折敌人的马蹄,长枪手则主要在于挑刺敌军使之落马,竹制的狼筅有一部分已易为铁制。

  这一混成旅有骑兵三千人,步兵四千人,重战车一百二十八辆,轻战车二百一十六辆。迎敌时骑兵在前阻挡敌人,使战车得以有充裕的时间构成战斗队形。当敌军逼近,骑兵就退入战车阵内。敌骑数在一百以下,混成旅拒不接战,只有来犯的大批敌骑进入火器的射程中约二百五十尺时,佛朗机、鸟铳和火箭等才同时施放。

  混成旅也可能携带重炮,其中之一俗称“大将军”。这种重炮重一千斤,以骡车装运,点放时则需使用大木楔入地面使本身固定。炮筒内不用弹丸,而以小铁球和石块紧紧填实,作用是在零距离大量杀伤敌军人马,炮手在点烧火药以后也要跳进附近的工事里以避免受伤。

  当火器的威力发挥以后,步兵就从战车之后冲出,形成几道攻击波和敌人格斗,而以喇叭的声音指挥动作的协同。等到敌人攻势被挫,队形散乱,骑兵也从车后整队出击。这种骑兵实际上是马上步兵,他们同样以鸳鸯阵的队形带着不同的白刃作战。蒙古人利用骑兵结队冲锋,以迅猛的力量和气势压倒对手,戚继光未曾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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