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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2)


  万历的去世,失去了最后的缓冲因素。互相猜忌的小团体至此公开地互相责难。一连串的问题被提出来了:当初先皇对继承人的问题犹豫不决,在中枢任要职的人何以不慷慨直言?王锡爵身为首辅,居然同意先皇提出的三王并封的主张,即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皇五子常浩同时不分高下地并封为王,这是何居心?要不是大臣们缺乏骨气而作迁就,先皇何至把“国本”问题拖延得如此之久,致使后果难于收拾?据说郑贵妃还有谋害皇长子的阴谋,何以不作彻底的调查追究?这些问题,没有法律上的程序可供参照以找到答案,但是在感情上则带有强烈的煽动性。提出问题的人自己也未必有寻根究底的决心,而只是利用这些问题作为控诉的口实,把食指指向反对者的鼻子,藉此在党争中取得主动。

  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在这种具体情况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四书”的教导,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约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别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和衷共济。要是官员们口诵经典中的词句,称自己为君子,别人为小人,在道德的掩盖下夺利争权,这就是把原则整个颠倒了。这种做法会导致文官集团的涣散,进而导致我们的帝国无法治理。这不必等到一六二〇年万历的灵柩抬到大峪山下葬的时候才能明白,一五八七年申时行说的“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长治久安者”,已经把这个道理说得十分清楚了。

  但是当日的申时行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影响舆论,此后的影响则更为微弱。皇位的继承问题发生在他担任首辅的时候,所以很多人都感慨在这紧张的几个年头之内,偏偏碰上了这样一个软弱无能的人做了文渊阁的首脑。

  一五九一年申时行被迫去职的时候,舆论对他已经丧失了同情。这原因需要追溯到上一年,即一五九〇年。这一年之初,皇长子常洛只有足岁七岁半,但按中国传统的计算方法,他已经九岁。这时他还没有出阁讲学,给很多廷臣造成了不安,担心他长大以后不能和文官作正常的交往。但是出阁讲学,他又必须具有太子的名义,否则就是名不正言不顺。问题迫在眉睫,所有的京官集体向文渊阁的四个大学士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运用自己的声望,促使万历册立常洛为太子。于是,以申时行为首的四个大学士向皇帝提出了辞呈,理由是他们无法向百官交代。皇帝当然也不能接受他们的辞呈,因为他们一去,就不再有人敢接受这个首当其冲的职位。

  于是皇帝宣布,他无意于废长立幼,但是他不能接受臣下的要挟。他说,如果一年之内廷臣不再以立储一事打扰他,他可以在一五九二年立常洛为太子。如果再有人以此纠缠,立储就要延后。在这一妥协的条件下,各位大学士才回到文渊阁继续办公。

  在这一年里,群臣遵照万历的意见不再以立储相催促,但却都感到了气氛的沉重。也有很多人怀疑申时行已经为皇帝所利诱,而在运用他的声望引导京官,使他们拥护常洵。一五九一年春天,万历打算授予申时行以太师,这是文官的最高职衔,即使是张居正,也只是在临死前才得到了这样的荣誉。申时行坚决辞谢,万历又提议赐给申时行以伯爵的俸禄,这也是没有前例的。申时行又一次极其惶恐地声称他没有功德可以接受这样的恩赐。以上的提议虽然都没有成为事实,但是已经使申时行感到窘迫。这种特殊的宠信使别人因羡生妒,给他执行皇帝和百官的联络职务增添了困难。

  申时行纵然以长厚著称,但官员们决不会愿意这个位极人臣的首辅再立下拥立太子的新功。就在这时候,他又成为舆论攻击的对象。那一年的阳历九月,福建佥事李管参劾首辅,说申时行主持的大峪山陵寝工程出了问题,按照他的情报,地基内已有水涌出。这位远在数千里外的地方官,冒着丢掉前程的危险来参劾首辅,其目的不外乎公开警告申时行:你虽然深得皇帝的信任,但是文官集团仍然有足够的力量动摇你的地位,如果你不对全体文官负责的话。这位上书言事的官员在事后被革职为民,但在文官们看来,这种牺牲决不会是没有意义的。此人既已博得了忠臣的名声,而他的计算如果正确,他日复职加官,也是意中之事。

  阳历十月,工部的一位官员因为皇帝允诺的册立太子的期限在即,立储大典的各项开销理应由他负责筹备,他就编造预算,呈请皇帝批准。皇帝的朱批使全体文官为之瞠目咋舌。朱批说,他早已声明不愿臣下在一年之内催促他立储,这个工部官员藉编造预算为名而行催促之实,这就是违反了他的命令,而他也就必须按照声明中所说的那样,把立储延后。这种故意的节外生枝不禁使群臣深感忧虑,人君如此缺乏诚意,他将用什么来维持威信,统治国家?于是他们联名奏请皇帝收回这一朱批,并希望他亲口许诺的明春立储一事能付诸实现。因为申时行正在病中,内阁大学士的联名呈请,由二辅许国执笔。但这份奏章仍然由申时行领衔。

  这一大规模的抗议使龙心赫然震怒。申时行获知皇帝的反应,立即呈上一份揭帖,说明内阁的联名奏章虽然列上他的名字,他事先却并未与闻。被孤立的皇帝亲自在朱批中感谢申先生对他的忠爱之忱。事情本来可以在这里结束,因为大学士的揭帖系秘密文书,经过御览以后向例是退回本人而不公布的。但是这一揭帖偏偏为许国所截获,他就毫不客气地送交给事中办公室抄录公布。申时行立刻向给事中索回原件不准公布,但其内容已经在文官中传遍,而且这种索取已发科抄写的文件也属违背成宪。

  这样重大的事件逼得当时值日的给事中参劾申时行,参劾的措辞还十分严厉,说他“遁其辞以卖友,秘其语以误君。阳附群众请立之议,阴缓其事以为内交之计”,“陛下尚宽而不诛,高庙神灵必阴殛之”。这意思说,申时行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和卖友误君的小人,即使皇上不加处罚,洪武皇帝的神灵也会对他加以诛戮的。

  万历皇帝开始并没有体会事情的严重性。他降旨勒令这个给事中降级调往外省,并命令申时行照常供职。申时行准备遵旨回到内阁,然而文官们的情绪已经如火如荼,不可遏止,一个接着一个递上了参劾申时行的本章。很明显,申时行无法抵御这些道德上的控诉,他的威信已经扫地以尽,再也无法取得同僚的信任。这种局势一经明朗,他除了辞职以外,别无他途可供选择。在这种情况下,皇帝的慰留也无济于事。要是再恋栈不去,他就必然成为张居正第二。

  在听任申先生离职之前,皇帝不能没有必要的措施以重振自己的权威。那个发难参劾申时行的给事中由降级外调而加重为革职为民。这是因为他受到了文官的表扬,而要皇帝收回处罚他的成命;而在皇帝那里,虽然无法挽留群臣所不齿的大官,却必须表示有能力斥退他们所欣赏的小官。其次轮到了二辅许国。多年来他和申时行在表面上似乎同心协力,这一事件暴露了他对申时行的嫉忌,而他故意公开申时行的秘密揭帖,说明了他的秉性并非忠厚,这种人自也不应在御前担任要职。由此,许国也被参劾,皇帝批准他“回籍调养”。两天以后,皇帝才接受了申先生的辞呈。

  在这一场悲剧性的冲突之中,没有人取得胜利。立储一事竟惹起了如许风波,使两个大学士相继离职。既然如此,即使是最激烈的人也不便立即再提起此事,因为怕把事情弄僵而不可收拾。万历也很清楚,无论他多么宠爱郑贵妃和常洵,这废长立幼一举决不会被廷臣所接受,如果公开坚持自己的主张,最后势必引起大规模的流血,这是与他所崇奉的佛教宗旨相违背的,而且流血之后也未必就能如愿以偿。基于双方的这种考虑,就形成了暂时的僵持局面。

  在处理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犯了很多错误。他的第一步是册封郑氏为皇贵妃,位于皇后之下而在其他妃嫔之上。子以母贵,常洵超越常洛而立为皇储,就可以顺理成章。然而在绝大部分文臣看来,这是以幼凌长,自然不合于伦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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