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第七章李贄──自相衝突的哲學家(8)

第七章李贄──自相衝突的哲學家(8)

　　這次事件已經早有前兆。五年之前，即一五九六年，有一位姓史的道台就想驅逐李贄。僅僅因為李贄的朋友很多，而且大多是上層人物，這位道台才不敢造次，只是放出風聲要對他依法處理。李贄對這種恐嚇置若罔聞，於是史道台又聲稱芝佛院的創建沒有經過官方批准，理應拆毀，李贄答辯說，芝佛院的性質屬於私人佛堂，其創建「又是十方尊貴大人佈施俸金，蓋以供佛，為國祈福者」。答辯既合情合理，再加上知名人士從中疏通，這位道台沒有再別生枝節，而李贄則自動作了一次長途旅行，離開麻城前後約計四年。他在山西訪劉東星，登長城，然後買舟由大運河南返，在南京刊刻《焚書》，一六〇〇年又回到芝佛院。這次招搖的旅行使當地官紳更為痛心疾首，而尤其糟糕的是，他居然在給梅澹然的信上說麻城是他的葬身之地。是可忍，孰不可忍，官紳們既想不出更好的辦法，只好一把火燒了他的棲身之地。

　　事變發生以後，馬經綸聞訊從通州趕來迎接李贄北上，並且慷慨地供應他和隨從僧眾的生活所需，使李贄的生活得以保持原狀。在通州，也經常有朋友和仰慕者的拜訪和請益，因此生活並不寂寞。

　　在生命中的最後一年裡，他致力於《易經》的研究。因為這部書歷來被認為精微奧妙，在習慣上也是儒家學者一生最後的工作，其傳統肇始於孔子。李贄既已削髮為僧，他已經瞭解到，所謂「自己」只是無數因果循環中間的一個幻影；同時，根深蒂固的儒家歷史觀，又使他深信天道好還，文極必開動亂之機，由亂復歸於治，有待於下一代創業之君棄文就質。在一六〇一年，李贄提出這一理論，真可以說切合時宜，也可以說不幸而言中。就在這一年，努爾哈赤創立了他的八旗制度，把他所屬的各部落的生產、管理、動員、作戰歸併為一元，改造為半現代化的軍事組織。而也是僅僅兩年之前，這個民族才開始有了自己的文字。就憑這些成就，努爾哈赤和他的兒子征服了一個龐大的帝國，實質上是一個單純的新生力量接替了一個「文極」的王朝。所謂「文極」，就是國家社會經濟在某些方面的發展，超過了文官制度呆板的管制力量，以致「上下否隔，中外睽攜」。努爾哈赤的部落文化水平低下，但同時也就在「質」上保持著純真。捨此就彼，泰否剝復，也似乎合於《易經》的原則。

　　然而在這易代的前夕，李贄又如何為自己打算呢？即使其時李贄還不是古稀的高齡，他也用不著考慮這個問題了。因為問題已經為禮科給事中張問達所解決。張問達遞上了一本奏疏，參劾李贄邪說惑眾，罪大惡極。其羅織的罪狀，有的屬於事實，有的出於風傳，有的有李贄的著作可以作證，有的則純出於想當然。其中最為聳人聽聞的一段話是：「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簡，與無良輩游庵院。挾妓女白晝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講法，至有攜衾枕而宿庵觀者，一境如狂。又作《觀音問》一書，所謂觀音者，皆士人妻女也。」接著，給事中提醒萬曆皇帝，這種使人放蕩的邪說必將帶來嚴重的後果：「後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於明劫人財，強摟人婦，同於禽獸而不足恤。」此外，由於李贄妄言欺世，以致佛教流傳，儒學被排擠，其情已形極為可怕：「邇來縉紳大夫，亦有唪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數珠，以為律戒，室懸妙像，以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於禪教沙門者，往往出矣。」而最為現實的危險，還是在於李贄已經「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僅四十里，倘一入都門，招致蠱惑，又為麻城之續」。

　　皇帝看罷奏疏之後批示：李贄應由錦衣衛捉拿治罪，他的著作應一律銷毀。

　　在多數文官看來，李贄自然是罪有應得，然而又不免暗中彆扭。本朝以儒學治天下，排斥異端固然是應有的宗旨，但這一宗旨並沒有經常地付諸實施。李贄被捕之日，天主教傳教士、意大利人利瑪竇（此人和李贄也有交往）早已在朝廷中活動，以後他還要繼續傳教，使一些大學士尚書乃至皇帝的妃嬪成為上帝的信徒。而萬曆皇帝和母親慈聖太后則對佛教感覺興趣。雖說在一五八七年曾經因為禮部的奏請，皇帝下令禁止士人在科舉考試的試卷中引用佛經，但是在一五九九年，即李贄被捕前三年，他卻告訴文淵閣的各位大學士，他正在精研「道藏」和「佛藏」。這還有行動可以作為證明：皇帝經常對京城內外的佛寺捐款施捨，又屢次派出宦官到各處名山巨剎進香求福，而好幾次大赦的詔書中，更充滿了佛家慈悲為本的語氣。所以，要把提倡異端的罪魁禍首加之於李贄，畢竟不能算做理直氣壯。

　　但是另一方面，李贄之所以罪有應得，則在於張問達的奏疏具有煽動的力量，而他使用的「羅織」方法，也把一些單獨看來不成其為罪狀的過失貫穿一氣，使人覺得頭頭是道。何況把可能的後果作為現實的罪行，也是本朝司法中由來已久的習慣。而全部問題，說到底，還在於它牽涉到了道德的根本。

　　從各種有關的文字記載來看，李贄在監獄裡沒有受到折磨，照樣能讀書寫字。審訊完畢以後，鎮撫司建議不必判處重刑，只需要押解回籍了事。根據成例，這種處罰實際上就是假釋，犯人應當終身受到地方官的監視。但不知何故，這項建議送達御前，皇帝卻久久不作批示。

　　一天，李贄要侍者為他剃頭。乘侍者離開的間隙，他用剃刀自刎，但是一時並沒有斷氣。侍者看到他鮮血淋漓，還和李贄作了一次簡單的對話。當時李贄已不能出聲，他用手指在侍者掌心中寫字作了回答：

　　問：「和尚痛否？」

　　答：「不痛。」

　　問：「和尚何自割？」

　　答：「七十老翁何所求！」

　　據說，袁中道的記載，在自刎兩天以後，李贄才脫離苦海。然而東廠錦衣衛寫給皇帝的報告，則稱李贄「不食而死」。

　　從個人的角度來講，李贄的不幸，在於他活的時間太長。如果他在一五八七年即萬曆十五年，也就是在他剃度為僧的前一年離開人世，四百年以後，很少再會有人知道還有一個姚安知府名叫李贄，一名李載贄，字宏父，號卓吾，別號百泉居士，又被人尊稱為李溫陵者其事其人。在歷史上默默無聞，在自身則可以省卻了多少苦惱。李贄生命中的最後兩天，是在和創傷血污的掙扎中度過的。這也許可以看成是他十五年餘生的一個縮影。他掙扎，奮鬥，卻並沒有得到實際的成果。雖然他的《焚書》和《藏書》一印再印，然而作者意在把這些書作為經筵的講章，取士的標準，則無疑是一個永遠的幻夢。

　　我們再三考慮，則又覺得當日李贄的不幸，又未必不是今天研究者的幸運。他給我們留下了一份詳盡的記錄，使我們有機會充分地瞭解當時思想界的苦悶。沒有這些著作，我們無法揣測這苦悶的深度。此外，孔孟思想的影響，朱熹和王陽明的是非長短，由於李贄的剖析爭辯而更加明顯；即使是萬曆皇帝、張居正、申時行、海瑞和戚繼光，他們的生活和理想，也因為有李贄的著作，使我們得到從另一個角度觀察的機會。

　　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一五八七年，是為萬曆十五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

　　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裡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曆丁亥年的年鑒，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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