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第七章李贄──自相衝突的哲學家(2)

第七章李贄──自相衝突的哲學家(2)

　　李贄的一意孤行，一定要和兩千年來根深蒂固的家族觀念聯繫起來觀察，才能使人理解。因為按照當時的習慣，他一旦回到泉州，他所需要照顧的決不能僅止於自己的家庭。他是族中有名望的人物，又做過知府，那就一定會陷入無數的邀勸糾纏之中而不可自拔。

　　早在二三十年前，在喪父家居的時候，李贄就已經有了這種經驗。當時倭寇犯境，城市中食物奇缺。他雖然只是一個最低級的文官，也不得不接受親族的擁戴，負起了為三十多人的大家庭尋找飲食的義務。和他同時的何良俊，《四友齋叢說》的作者，就提到過他在南京為避難的親族所包圍，要求解決吃飯問題。另一位著名的散文家歸有光則在信上向朋友訴苦，說他不能避難他遷，因為如果離開崑山，他必須隨帶「百餘口」的族人同行。

　　這種對宗族的照顧，不是暫時性的責任，也不僅是道德上的義務，而有其深刻的社會經濟和歷史的背景。

　　我們的帝國不是一個純粹的「關閉著的社會」，───在那樣的社會裡，各種職業基本上出於世代相承───然而它所給予人們選擇職業的自由仍然是不多的。一個農民家庭如果企圖生活穩定並且獲得社會聲望，唯一的道路是讀書做官。然而這條道路漫漫悠遠，很難只由一個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達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內創業的祖先不斷地勞作，自奉儉約，積銖累寸，首先鞏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權，然後獲得別人耕地的抵押權，由此而逐步上升為地主。這一過程常常需要幾代的時間。經濟條件初步具備，子孫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機會。這其中，母親和妻子的自我犧牲，在多數情形之下也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來，考場內的筆墨，可以使一代清貧立即成為顯達，其實幕後的慘澹經營則歷時至久。這種經過多年的奮鬥而取得的榮譽，接受者只是一個人或至多幾個人，但其基礎則為全體家庭。因此，榮譽的獲得者必須對家庭負有道義上的全部責任，保持休戚與共的集體觀念。

　　這種集體觀念還不止限於一個小家庭的範圍之內。一個人讀書中舉而後成為官員，如果認識到他的成功和幾代祖先息息相關，他就不能對他家族中其他成員的福利完全漠視。何況這種關心和幫助也不會全是無償的支付，因為沒有人能夠預測自己的子孫在今後不受他們的提攜。這種經濟上的利害關係被抽象而昇華為道德。固然，這種道德觀念並不能為全體民眾所奉行，從海瑞的文集中可以看到兄弟叔侄間爭奪產業以至鬥毆致死的事情所在多有。但這種情形正好從反面說明了教養的重要，有教養的人則決不能以利害義。

　　在整個社會沒有為它的成員開放其他門徑的時候，多數像李贄一樣的人物，已經不加思考地接受了這種生活方式。如果李贄回泉州，他必定受到多少族人的期望和逼迫。然而當時的李贄，已歷經生活的折磨，同時又研究過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重新考慮生命的意義，重建人生觀之餘，不能再墨守成規。也就是說，他不能把讀書、做官、買田這條生活道路視為當然，也亟待擺脫由於血緣關係而產生的集體觀念。

　　對於這樣背離傳統的行為，他的親族自然不能善罷干休。但是親族的壓力越大，他的反抗也越強烈。在給曾繼泉的一封信裡，李贄說到他所以落髮，「則因家中閒雜人等時時望我歸去，又時時不遠千里來迫我，以俗事強我，故我剃髮以示不歸，俗事亦決然不肯與理也」。所謂閒雜人等，是他的弟兄還是叔侄；俗事，是買田還是建立宗祠宗塾，或者竟是利用勢力干預訴訟，雖然語焉不詳，大體上當不出這些範疇。最有趣的是，他的家族不顧他的願望，仍然指定一個侄子作為他的繼承人。這件事引起的反抗方式也同樣有趣，他有一封遺書，題名為《豫約》，其中就提到他的這個侄子「李四官若來，叫他勿假哭作好看，汝等亦決不可遣人報我死」。這封遺書草於一五九六年，上去他削髮為僧已有八年。

　　李贄所居住的僧院坐落在麻城城外的一座山上，稱為「芝佛院」。它不是正式的寺廟而僅僅是私人的佛堂，但規模卻頗為宏大。院中有正殿、左右廂房，還有和尚的宿舍和客人的招待所。李贄自己居住的精舍位於全院的最後山巔之處，極目四望，水光山色盡收眼底。在芝佛院的鼎盛時期，全院有僧侶數十餘人，統率眾僧的方丈則是李贄的朋友，僧眾中有人還帶著徒弟、徒孫。

　　芝佛院始終沒有向政府登記，沒有領到正式執照，因之也沒有向政府納稅。它不屬於任何宗派，也沒有董事會的管制。李贄是全院唯一的長老及信託者。其創建和維持的經費，絕大部分來自他一人向外界的捐募。他常常寫信給朋友，要求得到「半俸」的援助，或者以「三品之祿，助我一年」。有的朋友，周濟他的生活前後達二十年。他過去沒有經歷過富裕的生活，但在創建佛院之後，卻沒有再出現過窮困的跡象。

　　在李贄被任為姚安知府之前，他已經享有思想家的聲望，受到不少文人學者的崇拜。這些崇拜者之中有人後來飛黃騰達，或任尚書侍郎，或任總督巡撫。李贄得到他們的接濟，即使不算經常，但也決非絕無僅有。而且這種金錢上的關係還不是單方面的。他的朋友焦竑也是一位著名的學者，不善理財，據說窮得「家徒四壁」。當焦竑的父親八十壽辰，朋輩稱觴聚會，有的竟不遠千里而來。李贄是這次盛會的襄助者，他寫信告訴與會的人，囑咐他們「舟中多帶柴米」。

　　這種方式的金錢周濟和往來之不同於一般，在於接受者之間具有共同的思想，或者說共同的目的。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研究，這種關係還是以道德作為施政方針的副產。因為這種施政方針的思想根據，乃是認為宇宙間的任何事物都息息相關。一個人或一種事物，其所以具有特性或功能，全靠和其他人或其他事物的相互關係。一個人的品質高尚，就因為他的志趣和行為得到別人的讚賞；他的識見深遠，就因為他分析理解其他事物的正確。所以人的生活目的，就不能不是合作互助與共同享有。但是，在現實中，為什麼所有的人身上都存在或多或少的自私？這個問題使讀書明理之人為之不安，而高級官員由於負有治國平天下的重任，其不安尤為嚴重。按理說，他們所受到的教養，都要求發揚為公眾服務的精神；然而一旦接觸實際，這種精神常常只是海上神山，或者乾脆銷聲匿跡。自幼有時他們身上的自私苟且，還遠過於不識字的愚氓。這種不安，或者由此發展而來的內心交戰，需要有一種適當的方式來緩解排除。志趣相投的研究討論，可以觸發彼此的靈感，深入探索人生的真諦，便使內心的不安渙然冰釋。所以他們來往密切，集會商談之餘，還互相通信，刊印文集。李贄落髮為僧以後，仍然經常外出旅行，參加這些活動。在當時，還談不上旅費必須報銷，或者演講應當收入費用，這些問題都可以根據習慣，在往來交際之間安排妥帖。以李贄的名望，加上化緣和尚的姿態，他已經用不著再為經濟問題而躊躇。

　　他和耿定向的辯論，促成和鞏固了他要求個人自由的信念。多年之後，他仍把這次辯論視為生命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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