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第二章首輔申時行(3)

第二章首輔申時行(3)

　　在首輔申時行看來，縱使國步艱難，政府的辦事能否收效，仍可以常識判斷。如果各部院寺的文官幾個月都見不到皇帝一面，他們就很難維持信心，認為皇帝陛下對各種事情仍能充分掌握。此念一開，他們即會懷疑他對是非善惡可能已經置之度外。信念既失，疑竇即生，他們就很難再盡忠竭力。這也就是「四書」劈頭所述的「誠意」至此已經不能維持。這種情況，就是所謂「上下否隔，中外睽攜」，如果繼續下去，鋌而走險的農民決不會止於三千，白蓮教徒也一定會越來越多了。

　　要影響全體文官，申時行必須首先提供自己的誠意。他寧可被目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評為犧牲原則的政客，但他堅持他調濟折衷的原則。他確實看透了國家為解決問題而設立文官，但國家的最大問題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張居正的精明練達，竟忽視了這樣基本而簡單的事實。

　　在本朝歷史上除草創時期的洪武永樂兩朝外，文官凌駕於武官之上，已成為絕對趨勢。多數的武官不通文墨，缺乏政治意識，他們屬於純技術人員。即使是高級武官，在決定政策時，也缺乏表示意見的能力，偶或有所陳獻，也絕不會受到文官的重視。

　　在申時行充當首輔的年代，全國文官的總數約為二萬人，其中京官約占十分之一。當他們朝會集合時，就出現一片令人眼目昏眩的現象。他們的朝服為紵絲羅絹所製，四品以上為紅色，五品以下為藍色。朝冠係紗製，側帶兩翅；朝靴黑色，靴底邊上塗以白色的膠漆。腰帶並不緊束而是輕鬆地懸在腰間，上鑲玉、犀角以及金銀等方塊，所以在陽光之下閃爍不已。

　　官員們的品級由「文官花樣」表示。此亦即西方人所稱Mandarin Square。文官的花樣總是繡著兩隻鳥，鳥的品格和姿態則因級別的高低而異。如一品官的花樣為仙鶴翱翔於雲中；三品官的為孔雀，一隻著地，一隻沖天；至九品官則為鷓鴣二隻，彼此都在草叢中覓食。武官的袍服形色和文官相似，但品級不用鳥而用猛獸來表示，依次為獅子、虎豹、熊羆等等。監察官員亦稱「風憲官」，雖然也是文官，但是花樣卻不標品級而繡以「獬豸」。這是傳說中的一種猛獸，能辨善惡。它對好人完全無害，但當壞人接近，它就一躍而前將其撕為碎塊。還有極少數的文武官員，包括宦官在內，可以由皇帝特賜繡有蟒、飛魚、斗牛等形象的袍服，其尊貴又在其他花樣之上，這是一種特殊的榮譽。申時行於一五八五年即由萬曆賜予蟒袍。

　　文官絕大多數由科舉出身。最低級的考試合格者稱為生員。生員應三年一度的鄉試，合格者稱為舉人；舉人參加在北京的會試殿試，合格者稱為進士。舉人得授九品官職；進士得授七品官職。此處尚有監生、貢生等名稱，也都可以經過一定的途徑得到官職。總之，科舉制度以各種考試的辦法選拔人才，考來考去，全國的讀書人被網羅而應試的總數當在百萬以上，其中文理通達的即可由此而登仕途。

　　科舉制度的重要性又在社會風氣中得到反映。一個讀書人如果不入仕途，則極少有機會表現他的特長，發揮他的創造能力；也極少有機會帶給一家、一族以榮譽。所以一個人的進學中舉，表面上似乎只是個人的聰明和努力的結果，實則父祖的節衣縮食，寡母的自我犧牲，賢妻的茹苦含辛，經常是這些成功的背景。無數的祭文和墓碑，可為例證。這些文章多有出自兒子或丈夫的手筆，其中歌頌母親或妻子給他們的贊助扶持，文句悱惻動人，情節也真實可信。皇帝賜給臣下的誥命，也針對這種感情上的需要，恩賜榮典，大多包括妻子以及祖宗三代。此外還有規定：本人可以辭去誥命而轉封他們的妻子和祖宗三代。即使獲得誥命的先輩早離人世，也無礙於授予。舊的墓碑可以取去，而代之以鐫刻著新的榮譽的墓碑；畫師可以根據生者的口述畫出死者的遺容，畫上的袍服，像主可能一生未曾經服。這樣對祖先表揚，也是對子孫的策勵。這些誥命又可以傳之百世，作為後人楷模。所以辭去自身的恩命而轉封於先輩，實為一舉兩得。首輔申時行深深瞭解其內情，他在不久之前就替二輔許國代呈，辭去他本人應得的陞遷，而以相等的榮譽表揚他的亡妻及父母。

　　基於這些社會背景，文官們自應形成一個具有共同思想的集團。京官為文官中的優秀分子，自然更不必說。他們無例外地從小熟讀「四書」。宋代大儒朱熹的注釋，既為官方確定，奉為正宗，則他們也早全盤接受，因之對一切事物的看法，也更為一致。他們都知道施政出於仁民愛物之心，亦即同情和憐恤之心。一個有教養的人知道他自己有生活上的需要，又對家人父子具有感情，推己及人，就不能不想到其他人也有這些需要和感情，那麼他也不得不盡力使其他人能獲得他們的需要和發揮他們的情感了。

　　天下的大道理都可以用常情來度量。即便是最為嚴格的教條，也承認因情理而發生的例外。譬如說一個人對自己的嫂嫂應當敬愛而又經常保持距離，但是當嫂嫂掉進水裡，那就不是再保持距離的時候，而一定要用手拉她。這種原則和例外，亦即古人所說經和權。這些關係，文官們也無疑地瞭如指掌。

　　因為他們都是讀書明理之人，他們也具有無背於聖賢之道的幽默感。這種愛好幽默的情趣，尤其在他們談論揶揄鴻臚寺禮官時表現無遺。他們所謂「元哭王唱，姜辣李苦」，對於這幾位贊禮宮古怪的聲調作了很準確的描寫。雖然有行禮時候，他們個個一本正經，散班之後卻總是有很多令人捧腹的故事在他們中間流傳，譬如說禮官自己忘了轉彎，唱轉而不轉，武臣不等贊禮官唱跪而先行下跪等等。

　　這些為數兩千的京官，是否都能具備上述的品德，因而形成一個鞏固的集團呢？如果事情真是這樣，則他們身為文官中的優秀分子，自應感化其他文官，而後者也就應該具有移風易俗的能力，使全國一千一百多個縣的民風杜絕刁頑而日臻淳厚；本朝刑法中所有駭人聽聞的處罰如凌遲處死，也應當早已廢止了。如果事情真是這樣，這麼多身穿獬豸服飾的文官監視其他百官也就毫無必要，皇帝也無須乎赫然震怒，廷杖百官了。可見理想與事實，常常不能相符。否則申時行在執行職務時一定會大感輕鬆，而以下所敘的事情也不至發生了。

　　首輔申時行雖然提倡誠意，他對理想與事實的脫節，卻有一番深切的認識。他把人們口頭上公認的理想稱為「陽」，而把人們不能告人的私慾稱為「陰」。調和陰陽是一件複雜的工作，所以他公開表示，他所期望的不外是「不肖者猶知忌憚，而賢者有所依歸」。達到這個低標準，已經需要一番奮鬥，如果把目標定得更高，那就不是實事求是了。

　　要消除文官中不願公開的私慾是不可能的。因為整個社會都認為做官是一種發財的機會，不少的小說和筆記都寫到，一個人得中進士，立即有人前來出謀劃策，如何買田放債，如何影響訴訟，如何利用權勢作額外收入的資本。北京的一些放債人，經常借錢給窮困的京官，一俟後者派任地方官，這些債主就隨同任所，除了取回借款之外，還可以本外加利，利又成本。地方官綜攬民政與財政，致富的機會至多。至於官員本身，向這種社會風氣投降的程度則各有不同。大多數人覺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間取得一部分額外收入，補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們士大夫階級的生活水準，於情操無損。另有相當數量的官員，則聲名狼藉，其搜刮自肥的劣跡令人憤慨。再有一部分極端人物，則屬清高自負，一介不苟取於人，這絕對的道德觀念，可以由古怪的南京都御史海瑞作為代表。這三者的差別，也就是文官之間不能和諧的一大原因。

　　中樞的管理又被官僚習氣所掣肘，這是中央集權很難避免的結果。中央對很多邊遠縣份的實際情形無法直接獲知，只能依賴地方官的報告。這種文書從地方送達中樞就常常需要一個月。執筆者舖陳情事，動輒使用自古以來最為華麗的辭藻，可是他們卻足不出戶，所引用的統計資料也許已經一百年沒有修訂過。自己中樞的大廈坐落在無數含糊曖昧所疊砌的基礎之上，於是就必須找出自己的行政管理方法。

　　這種辦法，即以「責任」二字為交代。一個地區發生了問題，府縣官自然責無旁貸。例如三千亡命之徒，叢聚為盜，當地地方官必受檢舉。他可以被指責為因循貽誤，缺乏膽識，以致事態不可收拾；有時被檢舉的罪名，也可以完全相反，而被論為浮躁輕率，以致迫使亡命之徒鋌而走險。這樣，凡是發生事故，中樞之是否能作深入的調查研究已無關宏旨，上級總可以歸罪於下級地方官。周密的調查既費周折，而如果受罰者又提出證據為自己辯護，如所出事情，在他到任之前滋生，或者其差錯在於鄰府鄰縣，或者由於上級指示錯誤，則法庭也無法結案。案懸不結，責任不明，必將破壞全部文官機構的規律，失去以後賞罰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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