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第二章首輔申時行

第二章首輔申時行(1)

　　每當大學士申時行走到文華殿附近，他就自然而然的感到一種沉重的負擔。這是一種道德觀念的負擔。

　　文華殿坐落紫禁城東部，皇帝在此就讀。一五七四年，萬曆髫齡十歲的時候，他就能揮筆寫作徑尺大字，寫下了「責難陳善」四個字當場賜給申先生，意思是希望他的老師能規勸他的過失，提出有益的建議。這四個字的含義是這樣深邃，書法的筆力也很勁拔，申時行接受這樣的賞賜不能不感到極大的榮幸。十三年之後，申時行所深感不安的乃是他所盡的心力，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一個「萬曆之治」的燦爛理想，也許至今已成泡影。

　　申時行不是皇帝五個蒙師之一，但他所擔任的功課最多，任課時間也最久。現在身為首輔，他仍然擔負著規劃皇帝就讀和經筵的責任。因之皇帝總是稱他為「先生」而不稱為「卿」，而且很少有哪一個月忘記了對申先生欽賜禮物。這些禮物有時沒有什麼經濟價值，而純係出於關懷，諸如鯉魚二尾，枇杷一籃，摺扇一把，菖蒲數支之類；但有些禮物則含有金錢報酬的意義，例如白銀數十兩，彩緞若干匹。不論屬於哪一類，這都足以視為至高的榮譽，史官也必鄭重其事，載於史冊。

　　得任為皇帝的老師是一種難得的際運，也是「位極人臣」的一個重要階梯。固然並不是既為老師就可以獲得最高的職位，但最高的職位卻經常在老師中選任。在皇帝經筵上值講，必然是因為在政治、學術、道德諸方面有出類拔萃的表現。值講者即使還不是卓有成就的實行者，至少也是眾所推服、徹底瞭解國事的思想家。

　　根據傳統習慣，皇帝為皇太子時即應就讀，受傅於翰林院諸學士，稱為東宮出閣講學。登極之後，除繼續就讀而外，他還要出席另一種形式的講學，即所謂經筵。經筵於春秋兩季氣候溫和之時舉行，每月三次。每次經筵，所有六部尚書、左右都御史、內閣大學士和有爵位的朝臣勳戚都要一體參加，還有給事中，御史多人也在聽講的行列中出現。

　　經筵舉行的時間一般在早朝之後，皇帝在大漢將軍二十人的保衛下首先駕到。在這文質彬彬的場合中，大漢將軍也免除甲冑而穿上袍服，但仍攜帶金瓜等等必不可少的武器。皇帝在文華殿面南坐定，傳諭百官進入，行禮如儀。至此，鴻臚寺官員將書案一張擺在御座之前，專供聖鑒；另一張擺設在數步之外為講官所用。參加聽講的官員魚貫而入，分列書案左右。

　　經筵和其他所有的儀式一樣，必有其目視耳聽的對稱均衡。先一日用楷書恭繕的講義此時已經陳列於案几之上。在贊禮官呼唱之下，兩員身穿紅袍的講官和兩員身穿藍袍的展書官出列。他們都是翰林院中的優秀人員。講官面對皇帝，展書官在書案兩側東西對立。接著是講官叩頭，叩頭畢，左邊的展書官膝行接近書案，打開御用書本講義，用銅尺壓平。此時左邊的講書官也已經趨前，站在中央的位置上，開始演講。講完後，書本蓋覆如前，講官及展書官退列原位，以便右邊的同僚履行任務。左邊講官所講授的是「四書」，右邊講官所講授的則為歷史。此種節目，歷時大半天，只有講官可以口講指劃，其他全部人員都要凝神靜聽，即在皇帝亦不能例外。如果當今天子偶然失去了莊重的儀態，把一條腿放在另一條腿之上，講官就會停止講授而朗誦：「為人君者，可不敬哉？」這樣的責難不斷重複，決無寬貸，一直到這個為人君者突然發現自己的不當而加以改正，恢復端坐的形態為止。

　　這種繁文縟節乃是當日國家中一種重要制度。經筵的著眼點在發揮經傳的精義，指出歷史的鑒戒，但仍然經常歸結到現實，以期古為今用。稱職的講官務必完成這一任務，如果只據章句敷衍塞責或以佞辭逢迎恭維，無疑均屬失職，過去好幾個講官就曾因此而被罷免。

　　在正面闡述聖賢之道的時候，講官可用極委婉的言辭，在不妨礙尊嚴的條件下對皇帝作必要的規勸。皇帝在經筵上可以提出問題，甚至說明他不同的觀點，但是質問或指斥講官，則屬於失禮。即講官準備不充分，講辭前言不對後語，皇帝感到不快，也不能當場流露，而只能在事後間接提出。執行任務時講官所受的優禮乃是長期歷史的產物；即在正德皇帝，那位大有離經叛道意味的人君，也沒有廢止這種優禮。這位不平常的皇帝，他對講官接二連三地影射批評自己，另有報復的妙法，即「一腳踢到樓上」───這些盡忠的講官經常被陞遷；其所任新職，則十九又在邊區遠省。

　　申時行現在不是講官，而是經筵負責人，執掌全盤的計劃。他的辦公地點是文淵閣，坐落在午門之內。在辦公時間內，皇帝和他的首輔相去不過一千米。但是這一千米，也是全世界距離最長的一千米。這種距離不在於官寢和文淵閣之間有重重疊疊的門牆和上上下下的台階，而在於除了早朝和講讀外，皇帝已極少接見大學士。他們之間的交往差不多全部出於紙頭書面。偶而皇帝也派宦官口傳聖旨；直接宣召大學士面商國事，但在申時行任首輔期內，已屬絕無僅有，平均一年不過一次。至於皇帝親臨文淵閣，在本朝歷史上則已經是一百六十年前的事情了。

　　文淵閣的正廳供奉孔子像。兩側有官舍四間，另有閣樓，乃是保存書籍檔案的地方。閣前不遠有東西兩排平房，是為書記人員抄繕文件的辦公室。以這些房屋作為我們龐大帝國的神經中樞，似乎過於樸素；但是和國初相比，則已有了長足的發展。當年草創伊始，文淵閣真的是一間亭閣，為皇帝職掌御前文墨各官等候召見時歇足之處。以後擴充官舍，增加圖籍，又輔之以吏員，才規模大備，可是它的性質仍非片言隻語所能概述。它既像皇帝與文官集團間的聯絡處，也像各部院以上的辦公廳；有時又像皇帝的顧問室，或是調解糾紛的超級機構。總而言之，它所做的事，就是以抽象的原則，施用於實際問題，或者說把實際問題抽象化。例如經過皇帝批准，人事有所任免，文淵閣公佈其原因，總是用道德的名義去掩飾實際的利害。因為本朝法令缺乏對具體問題評斷是非的準則，即令有時對爭執加以裁處，也只能引用經典中抽象道德的名目作為依據。

　　在文淵閣辦公的首輔申時行的內心深處，不可能對經筵產生與眾不同的興趣。講書的時間既長，典禮也過於呆板。參加這種儀式，他要在天色未明之前起床，熬過一段悠長枯燥的時間，等到經史講完，書案依次撤去，參加的人員魚貫下殿，在丹墀上向御座叩頭如儀，然後才能盼來這經筵之「筵」。此即在左順門暖房內所設的酒食。這酒食為光祿寺所備，各官按照品級職務就座；其中的講官、展書宮及抄寫講義的人員，則又就座於同階官員之上。

　　身為首席大學士，經筵監督者，申時行有責任使全部程序和諧地演出。要是皇帝出現倦容，或是講官失言以至其他官員失禮，他都要引咎自責。有時候他自己也不能理解，為什麼他一個人要繼續堅持經筵必須不斷舉行？難道他不像其他人一樣憎恨這令人折骨傷筋的節目？按理說，他對經筵的反感，不可能在旁人之下。因為他就任今上講官之前，早就擔任過先皇隆慶的講官。在文華殿前的花崗石上，他匍匐了這麼多次，以至熟悉了每一石塊的特點。經筵的令人厭倦之處，他比別人有更多的體會。然而首輔申先生忠於職守，仍然在兢兢業業地維護這個傳統節目。在對待早朝的問題上，他也持同樣的態度，堅持不應斷輟。早朝本是苦事，而在寒風凜冽的嚴冬為尤甚。前一年冬天，申時行就聽到過官員在早朝時互相訕笑，說是某人的白臉已凍成大紅，另一人的紅臉又變為漆黑。申閣老深知他在這種情形下，堅持早朝的不斷舉行，必將使自己成為朝廷上不受歡迎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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