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

　　一九八七年夏天我去哈尔滨参加一个国际明史会议，在我个人讲，这也满足了一段心头夙愿。一九四六年我随国军前往东北，曾到长春，只以未能抵达迄北为憾。这次到黑龙江省，也算是幸运。过去从各种读物遇到“松花江”和“黄龙府”的名辞，都已经感慨系之。而我们这一代的生活，也始终因九一八沈阳事变而开始其颠簸与折磨。既能在有生之日，还能看到这地区的安稳和奠定，已经有了一种快慰。而且从铁路线看下去，很多地区的景物，以大型的耕作地作背景，杂以各种行树，带着烟囱的红色砖房则结构成各式村落，其形态在粗条的模式下有似于欧洲一些国家的情调。哈尔滨到飞机场汽车道二十多里两旁行树的绝对整齐划一，更是我旅行中外之所仅见。据说黑龙江的人口，在抗战结束时不满一千万，今日则已三千三百万。其中汉民族占百分之九十六，所以少数民族纵可能产生局部的问题，在比重上已不属重要，这种种发展，都证实我说的长期中历史的合理性。

　　我作这种议论，其要旨也非提倡大汉“沙文主义”（chauvinism）。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之成为一种坚定和普及的信仰，是现代社会的现象。英法的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 War）初起时，纯系一种朝代国家（dynastic states）间的冲突，直到战事末期，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s）的情绪才开始抬头；德义两国则迟至十九世纪才成为现代的国家。中国人之不重视国家主义更是由来有素。《孟子》一书中提到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学者所必读。传统的作史者有如《魏书》的执笔者，更指出“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处分荒服”。也就是利用一种传奇式的根据，去强调中外一家，间接支持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合理与合法。而《魏书》也是廿四史之一。

　　在这种传统之下，今日中国之所谓汉人，本身已是一种历史上的混成体，除了与少数民族对比，能够借着他们的特殊性格而显示其不同外，不能说是自始至终即已保持其血缘上的独特性。也等于今日之英国人为最先拓殖之土著（Celts）与意大利人（Romans）、丹麦人（Angles）、德国人（Saxons）、法国人（Normans）的混血民族。

　　而且中国过去一千年的历史中最重要的一段发展，则是汉多数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在华北长期的武装冲突。这种冲突并非等闲，对很多人讲这不仅是生死存亡之所系，也是成仁取义与放弃节操的分歧点，其中也产生了文天祥和史可法等等可歌可泣的事迹。他们的奋斗，绝非由于一时感情冲动，不容后人一笔勾销。只是站在今日的立场，我们却不能完全保持过去多数民族的观点，抹杀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迄今哈尔滨还有一个中国民族史学会和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这原因很简单，中国境内各民族普遍的通婚由来以久，即本文作者及绝大多数读者也无从有把握的证实自己在血缘上讲，其为汉人实系公元二世纪以前之汉，或称唐人为九世纪以前之唐。其为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混成的继承人，则难于辩驳。

　　根据以上的立场，我们认为中国国家主义的思想，确定于鸦片战争之后。直到外强不把中国当作一个国家看待，中国人才感觉到有组织一个现代国家的必要。我们写历史，也要基于这种着想。

　　这篇文字开始所说及的长期中历史的合理性，则在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冲突的时候，初期游牧民族容易占优势，大概由于他们的部落组织与军事动员接近。可是他们战胜多数民族之后，就容易被汉人同化。因为他们不能以一个流动的组织，去经常管制一个固定的社会。所以契丹之辽与女真之金，每一克服中国的国都之后即掠取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法物铠仗以及宫嫔宦官北去，也就是存心模仿以颁布历日统筹农业生产，以各种仪礼维持官僚集团的体系，以宫廷的富丽繁华去支持一种都市文化。也就是有意与无意之中自动“汉化”。同时在同一面积之下，农业的精密工作能支持大量的人口，非游牧的生产方式可比。今日黑龙江有三十四个少数民族，其人口总数却只有一百二十五万，也是由于这种自然趋势的发展之所致。

　　本书以时间上的连续进展为线索，提到北宋，迎头就有“澶渊之盟”的一个题目。我写的既为“大历史”，而刻下截前断后的局势既已明朗，又何必提出一般读者很少听见的一个名辞？在这里我也要指出：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重新检讨历史，并不是完全忽视历史中的细微末节。有时这些细微末节间的层次与程序，可以影响到以后的发展至大，不过要经过细密的选择与斟酌。蒋复璁曾说及宋辽澶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我们这一代在抗战前后受教育，当日国运如丝最怕中途退让，有“言和即是汉奸”的说法，对于历史上的和谈也一味支吾规避。在这种情形之下，更使我们不能忘记，直到西方势力东渐，中国历史的主题是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间的冲突。因动员即影响双方的财政与税收，因此又影响到国家体制与社会状态。凡此也都可以自澶渊之盟谈起。

　　澶渊在今日河南省濮阳县附近，在北宋时和今日距黄河北岸都只有一日行程，去宋都开封，也不过二百多里。北宋的第三个皇帝真宗赵桓于公元一〇〇四年在此与契丹之辽议和。结果辽兵北撤，恢复战前状态。北宋则承认每年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其名义则是“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双方又交换“誓书”，彼此以平等的地位相待，并且约同“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守存，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这条约也永久有效，所以共同声明“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书中两方都称赵桓为“大宋皇帝”，辽主耶律隆绪则为“大契丹皇帝”，不称辽。一般历史家均盛传盟时两方约为兄弟，宋主称辽太后为叔母，但此种称呼不见诸誓书。

　　澶渊之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迭经争论的题目，有些读史的人认为宋朝不能在开国之初，一鼓作气先攻下契丹，既承认辽政权的存在，又开“岁币”之滥觞，以后两宋之“积弱”，只有使局面江河日下。强调澶渊之盟的得计者则指出，当日兵已攻澶渊（州）城，去开封仅在咫尺，有些朝臣已建议迁都，劝真宗或往金陵，或奔成都，只有主张强硬政策的寇准得到筹划中枢的毕世安的支持，簇拥皇帝亲临澶渊，才能订下这一段和约，兹后宋辽不加兵者一百二十年。

　　况且以绢银与契丹打交道是宋太祖赵匡胤历来的政策，一〇〇四年和约未订之前，真宗已打算承担岁币百万之数，后来能以三十万了事，出于意料之外。而盟约最重要的一段收获则是没有割地。然，石敬瑭于公元九三六年割“幽燕十六州”与契丹，内中也包括瀛莫两州，辖今日之河间任邱等地，赵匡胤之前身周世宗北伐时已收复这块地区，历经赵宋保持，契丹称之为“关南”，在和谈时曾一度索还，被宋朝拒绝。因之后来真宗的岁币每年向雄州交付，是为两国国界，如此在和约的交涉中，南朝并不是毫无所得。

　　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来，则这种争辩，只有局部的意义，若从长时期远距离着眼，则是从十世纪到十一世纪初年的发展，揭开了今后一段长时间的竞争。契丹之辽与女真之金以同一种由畜牧业所产生的政权，配合以新兴的农业基础，以今日的东北及热河为根据地与南朝争夺华北的地盘。赵宋的南朝则自信以南方的经济和资源能战胜对方，这种态度以赵匡胤所称“以二十匹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表现无遗。这长期间争夺战，不仅影响各朝代的进程，也与以后元明清各朝的登场有密切的关系，即使日本人之制造“满洲国”，仍是企图在几千百年之历史的旧题材中觅得一个新的借口，作他们向大陆发展的工具。

　　同时这几千百年历史的运转，也不是如一般人所说的只有文化程度低的少数民族被文化高的多数民族所融化。在双方全面动员之余，中国的“第二帝国”在隋唐宋以来所展开的竞争性和外向的性格（competitiveness and extroversion）没有找到出路，而被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第三帝国”明清的内向和非竞争性，此是后话。

　　刻下还待检讨的，则是何以十一世纪初年契丹与北宋会达到一种势均力敌的局面。也只有这力量的平衡才能使澶渊之盟可能。

　　在叙述宋太祖赵匡胤的经历时，我已经提及他虽希望收复北方的疆土，却终其身以先统一南方为前提。对北方的规划，始于太宗赵光义。他于公元九七九年征北汉（山西太原迄北），这也是“五代十国”之最后一国。作战时契丹之辽曾派兵助北汉。所以北汉一平，宋主就移师攻契丹，一直进兵到今日北京的西直门外。双方大战之后宋军崩溃。《宋史》称“败绩”，《辽史》则称“宋主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次年宋军卷土重来，又在莫州（今日之任邱）战败。太宗的第三次攻契丹是在公元九八六年，除在正面进攻之外也在山西方面大规模发动侧面的攻势，也终没有成功。

　　这三次战役都有共同的特点：宋军总是先胜后败。在外围和侧翼作战时，契丹虽败仍然没有放弃他们的镇静姿态。一到宋军主力移师深入，辽军才给他们迎头痛击，战事非常惨剧，双方高级将领阵亡重伤被俘之事经常有之。多次宋军战败由于食粮与饮水不继，有时补给线也被辽军截断。既获全胜之后，契丹却没有组织大规模的反攻。在恢复失地之后只以少数部队骚扰敌方。

　　若干非官方的历史资料指出三次失败之后宋太宗赵光义即决定不再攻契丹，而趋向和谈。加之他在公元九九七年逝世，据说乃是以前作战所负箭创发作之所至。而且官方的记载也称女真曾一度上书请征契丹，北宋朝廷不许，是为以后女真附辽的根据。而且西夏也与辽联婚，对南朝叛顺不定，终至成为赵宋之劲敌。

　　后来中国在唐宋之间对西方经济的开发，有很大的进步，北方的少数民族在北方的经营也有类似的进步。阿保机（后为辽人称为辽太祖）称帝时（事在公元九〇七年也即是朱温代唐之日）已有高丽回鹘以及中国之吴越进贡，并且在九二〇年制契丹文字。他不仅置城郭，并且多次俘虏汉人，充实他后方的根据地（掠夺人口是当日作战时的常态，亦行于赵宋），以至市肆教坊都渐仿中国风制。

　　太宗耶律德光得幽燕十六州后又将太祖所置的南北两院大为扩充，也就是根据《辽史》百官志所说“北衙不理民”的原则，对北方袭用部落的组织结构去统辖以下州县。而“南衙不主兵”，则是在长城以南的地带，以中国式的官僚机构，主持丁赋，但是民政与军事分离。又允许在南部的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他们的军备，也以契丹及奚人的“帐族”编为“宫卫”及“行营”。汉人则称“转户”，每一县都有一定的丁额，配属于各“斡鲁朵”（宫）。

　　在这种体系之下，辽国全国皆兵。“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契丹兵马强盛，大半由于他们平时编制和战时编制接近，有如《辽史》兵卫志所说“始闻诏，攒户丁，推户力，核籍齐众以待”，惟其内部简单均一，执行起来才捷劲有效。并且他们的下层组织，“每正军一名，马三疋，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其马匹弓箭皆自备。又称“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辽军在耶律德光时即称有骑兵五十万，以上办法恐怕不能经常维持。但是其组织粗朴，能适应于简单的农村社会则无可置疑。与之相较赵宋采取募兵制，其后勤统筹，大部物资由江南运来。

　　其外表新式时髦，可是推行于一个农村社会构成的国家里究竟有很多不合实际之处。赵光义时开封的仓库堆积的雨衣和帐幕有“数万段”破损，可见得其军事补给制度过于繁冗，不是当日社会条件足能支应。从各种迹象看来，与契丹作战北宋已感到民间的负担不易支持。《宋史》称九八六年北伐失败之后，朝廷于翌年“遣使市诸道民马”。当日契丹不放马匹入宋，政府方面缺马，其民间之困窘可知。一〇〇四年澶渊之盟既成事实，朝廷在收瘗战殁遗骸之余，也同时停江南所增榷酤钱，罢民间飞挽。

　　可是契丹采取战略上的防势，内线作战，累败宋军，远征敌境也究非所长。《辽史》兵卫志就早留下了一段“不许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材木，但于界外三百里内，耗荡生聚不令种养而已”的原则。一〇〇四年的作战，由所称睿智萧太后主持（契丹后族都以萧为姓）。她专政多年，能驾驭契丹皇族将领，也重用降人，所以才能冒至大之险。但是当日辽军由遂城取安国经冀县永年展开于清丰及观城（以上均用今日地名以便查考）深入敌境七百里，后方的重镇如任邱保定河间沧州却都没有攻下，看样子只有先声夺人（preemptive）的姿态，没有与北宋作生死斗的决心。况且指挥作战的萧挞凛又阵亡，则和议已是求之不得了。

　　所以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geopolitics）的产物，表示着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也只有在这种地缘政治的影响之下，我们今日旅行于沈阳长春与哈尔滨，仍感觉得几百千年历史的阴影，仍不时出现于我们的脚跟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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