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

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

　　东汉的十三个皇帝，只有光武刘秀和明帝刘庄是成年人践祚，其他要不是弱冠登基，就是在襁褓孩提中拉来算数。而且除了最后一个禅位于曹丕的献帝享年五十四岁之外，其他没有一个活到四十岁。桓帝去世时年三十六，灵帝三十四，也算得长寿。殇帝、少帝、冲帝、质帝都没有机会庆祝他们的十岁生辰。因此洛阳的政局，总是受宦官，女后和外戚的操纵。

　　公元一五九年桓帝图大将军梁冀。他与宦官商量，派近卫军一千多人突然包围梁的府第，“收大将军印绶”，迫得梁冀夫妇自杀。自此外戚的声势稍弛，宦官的气焰又张。

　　然而梁冀是创国功臣梁统之后，他家里已有三皇后，六贵人，七侯和二大将军，好几个立幼帝的摆布，都是他的安排。桓帝也是他立的，桓帝的第一个皇后，就是梁冀之妹。此人之为“跋扈将军”，威震中外已二十年。只是这时梁后也已去世，桓帝刘志，做了十二年的傀儡皇帝，终究不甘心，才发动这次政变。只是他想独立自主这一希望，却始终没有实现。在他做皇帝期间，又来了一个“党锢之祸”。很多人以为东汉覆亡之机，出于“桓灵之间”，诸葛亮就将这关系，写在他的《前出师表》里面。

　　今日我们想确定汉代覆亡的原因，不是从原始数据的表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的。《后汉书》荟录了很多当时文件，内中有无数坏人压抑好人，和好人反抗坏人的说法。我们也可以发问：既有坏人为朝中的独裁者，如何又有这么多的好人做大官？并且朝中长期间的斗争不出道德的力量与恶势力的抗衡，为什么汉亡之后，这种对峙的局势不能继续，而引起了一个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局面？

　　《后汉书》里的〈梁冀传〉说此人骄侈淫逸，无所不为，但是文内除提出他因立嗣与政敌李固意见分歧之外，竟没说到他政策之好坏。可是传里又提出了梁的妻子孙寿，据称她也有淫行。其原文为“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嗁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以为媚惑”。

　　这几句话无法直接译为今日的文字。与之针锋相对，我们只好仿效古典小说的口气如此说：“那娘子倒也生得标致，她有时愁眉深锁，有时又笑脸频开，脸上薄施脂粉，两眼水汪汪的望人。她回眸一笑时，个中消息直到皓齿的骨根深处。好一头乌丝，挽成一个大髻，轻松的斜挂鬓边，走起路来，又是足不胜体。总而言之，有了千般百样妖娆轻荡的模样。”

　　原文利用作赋的秘诀，采取了几个新创而语意双关的字眼，用最经济的手法去描叙复杂的情事，却又将重复的部门，平行列入，越是意态游离，越符合作者的需要。然则孙寿妖冶与否，和梁冀的跋扈毫不相干，和我们今日想探询东汉政局主旨之所在，相去更远。

　　我们想追究汉朝覆亡的原因，则还要参考以下的背景：

　　东汉之提倡学术，很有成效。洛阳的太学，有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至桓帝时太学生称三万人。而私人传授学业的，动辄聚集门徒数百或逾千。可是讲授的题材极为窄狭，通常既不出人文，而尤专重传统政治思想。在“学而优则仕”的条件下，这些学人除了当官之外，缺少发展抱负的门径。有时读书也确是升官发财的梯阶，做得好的数代公卿，创立门第。只是这种机缘难得，有的则踯躅仕途，有的为人“宾客”，还有很多自负清高，在读圣贤书之余，养成一种仗义轻生的风气，不仅自己被窄狭的伦理观念所支配，还要强迫他人一体以个人道德代替社会秩序，这许多条件都构成党祸的根源。

　　而民法之不能展开，也是汉代一个深重的弱点。汉法承秦法之后，条文复杂，内容简陋。尤其对于农村社会中层所集累的资本，始终无适当的处置，又怕小自耕农失田而为游民，因之视“兼并”为畏途。《后汉书》的百官志提及刺史，后版有引证蔡质〈汉仪〉一段作注释，内中提到西汉武帝遣派刺史的诏书，内中首要的任务即是纠察各处“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而东汉的“司隶校尉”有同监察院长，也是京城附近地区的刺史，更是带有荣誉性质的官位。很显然的虽前后三百年，在汉末之被任为司隶校尉的，仍有人认为在奉前诏行事。可是以武帝战时动员的方案，意义模棱，加于经济相当发达的承平社会，则必引起纠葛。

　　当桓帝置梁冀于死地之日，东汉还有六十一年的寿命。可是梁冀没有被攻击颁行不当的法则，则因为当日洛阳朝廷已谈不上创造制度或推行政策。纵使边防发生问题，或有天灾民变，也只能临时对付，有如头痛医头，足痛医足。朝廷之经常业务，无非礼仪及人事，而人事也不过任免赏罚。梁冀的对头李固，也是世家出身，官至太尉（军政部长），他曾建议“权去外戚，政归国家”。梁冀的党羽也相对地指摘他门下“或富室财赂，或子婿婚属，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可见两方已有党争的趋势，而重点在个人恩怨利害。

　　汉朝之没有立时垮台者，乃是朝廷之下，很多地方官，还在竭忠办事。《后汉书》的循吏列传举出循吏十四人，或以兴革农田或以提倡教化获得称誉，有好几个一直做到汉亡。和他们相似而没有在青史留名的必多。即是酷吏列传的酷吏，以“猛”为“能”，虽说个人的良心和德行有亏，在他们讲仍是替公众服务。只是他们各行其是，这些数据也显示统一的政府，不能以妥当的法制控制全国的危机。

　　公元一六五年李膺的第二次被任为司隶校尉，使很多潜在的冲突尖锐化。其背景则是很多人在乡间放债买田，通常以宾客行之。地方官若加干涉，则发觉这些人的后台老板都是朝中显要。而最有威权的，则是中常侍张让，他就是宦官头子。《后汉书》的宦者列传说：“宾客求谒让者，车恒数百千辆。”李膺到任方十日，就抓着张家开刀。张让之弟张朔，也是野王县的县令，被控为“贪残无道”。李膺亲率吏卒在张让家里将他擒获，刚一讯问，立即处死。桓帝还责问他没有请求即行诛杀。李的辩护，不依照法律，完全根据经史，并且强调孔子作鲁司寇七日即诛少正卯，他任司隶校尉已十日，实在是行事愆迟。他这一次因此脱身，以后也迭有浮沉，终于灵帝朝宦官与名士斗争时被拘入狱被拷死，他的门生达千余，也受禁锢。事在公元一六九年。

　　对这期间发生的争端，我们很难决定谁是谁非。党锢列传里也提出很多名士对宦官实用性宾客集团的诛杀，甚至遇赦的也杀，老母也杀，而一次屠杀好几百人。当时的人还说“纪纲败废”，我们则只能强调这是社会进化，法制不能跟着调整只好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结果。况且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并不是促成汉朝瓦解的真原因，他们不过是造成事实的工具。张让是宦官领袖，后来与外戚出身为大将军者何进作对。可是何进还不过是太后的异母弟，张让则有一位媳妇，乃是何太后的胞妹。所以很多朝政的纠纷，还在家庭里产生。

　　传统历史家写汉亡，或归根于桓灵之间的宠用宦官，或归咎于黄巾贼造反，或归咎于召董卓的番兵入卫。而其实大规模内战开始于宦官已被整肃，黄巾已平，而董卓身故之后。公元二〇〇年官渡之战，则在汉亡之前，已经展开了长期分裂的局面。一方面代表新兴地方势力者袁绍，此人七世祖袁良以学《易经》起家，在西汉时曾为太子舍人，他将学术传于孙子袁安。袁安举孝廉，为郡太守，为司空（工部大臣）司徒（民政大臣）。

　　自此没有一个袁家子孙不是东汉显官。袁绍自己曾任虎贲中郎将（近卫军司令）和司隶校尉。袁氏四氏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袁绍进军官渡，率众十万，给养自河北以大车万余辆供应。抵抗他的乃是曹操。这时他尚想维持东汉的中央政府。他的义祖曹腾乃是宦官，由黄门从官侍从皇太子（即顺帝刘保）读书。曹操之父曹嵩乃是曹腾养子，而曹操自己也举孝廉。他的军队大都以黄巾降人编成，给养则得于屯种。也就是人员与物资都产生于现存体系之外。

　　以学阀而为军阀，这在世界史里是创举。汉代的覆亡，则证明一个政治体系，对各人私利观完全否定，只能控制一个简单的社会，一到情态繁复，各人口是心非，就无法和衷共济。今日我们读汉末群雄所作的“檄”，和民国初年军阀的“通电”无异。这时纵使他们想合作，也找不到一个合作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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