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从霍光到王莽

从霍光到王莽

　　霍光于公元前八七年受汉武帝遗命以大将军的身分辅助八岁的昭帝，事昭帝十三年。昭帝无后，霍光迎昌邑王刘贺继位，不出一月，因他“昏乱”，夺去他的皇帝玺绶，另迎武帝曾孙刘询登极，是为宣帝。再六年而霍光去世，事在公元前六八年。

　　王莽于公元前一年为大司马（根据习惯至此已有摄政王的声望），也因为哀帝无嗣，迎中山王九岁儿子刘衎为嗣，是为平帝。他在位五年，相传为王莽毒死。兹后王莽又立了一个两岁孩子孺子婴继位，他自己以大司马的身分进为安汉公，先“居摄”，次为“假皇帝”，至公元九年以“新”代“汉”，“即真天子位”。他篡位之后也做了十四年多的皇帝，于公元二三年为民兵所杀。

　　他们两人间相去约七、八十年。传统历史家把霍光比作伊尹周公。他受命时，已“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小心谨慎，未尝有过，为人沉静详审”。王莽则像貌类禽兽，“侈口蹶顄，露眼赤精，大声而嘶”。他起先谦恭下士，后来以丹书符契，证明他天授践祚。到他登极时，又亲执孺子之手而泣曰：“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

　　总而言之，这两人一真一假，传统的作史者，务必要强调他们间的差别，以作后人殷鉴。今日我们读史，就算承认其间的真伪，已不是重点之所在，以现在的眼光看来，从霍光到王莽，即是西汉后半期自武帝后一百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央政权已无从合理化。

　　这时间有皇帝六人，即昭帝刘弗陵，宣帝刘询，元帝刘奭，成帝刘骜，哀帝刘欣与平帝刘衎。他们御宇的期间，综合不算过短。其中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元帝在位十六年，成帝也在位二十六年，而他们三人又是父子孙一脉相承，如果他们要创立一种制度，当然有充分的时间。

　　然而，因为中国在公元前统一为政治上的初期早熟，既无各地确实统计数字，也不能区划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在囫囵情形之下，凡事靠在位者及摄政者随时摆布。真理总是由上至下，施政的名义为道德，执法时只有至善与极恶，其生杀予夺，只引起朝中官员不安。恰巧昭、成、哀、平都无嗣，又要在皇室支裔里找继承人。每次人选二、三十人，或多至四、五十人，又不照出生顺序选长，通常取幼辈以便于操纵，这样就增加女主的重要。汉朝皇后平日无实权，也任皇帝弃废。只是皇帝一死，皇后成为皇太后，收玺绶，对择嗣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一安排，就更使外戚的地位突显。

　　霍光也是外戚，他与武帝卫皇后家里过去的情形不说，武帝之后又有新关系，恰巧他的儿女又多，他与夫人显共有七女一男。霍光与金日磾及上官桀同受武帝托孤，乃以女二人分嫁金之子金赏及上官之子上官安。金日磾不久病死，不涉及下述纠葛。上官安及霍光之女生女才六岁，即立为昭帝的皇后。她十六岁成为皇太后，以后霍光的废立由这外甥女上官皇太后出面作主。

　　事情还不止如此简单。公元前八〇年，也还是昭帝时代，上官桀、上官安及御史大夫（机要秘书长）桑弘羊被告阴谋废昭帝而迎燕王刘旦为帝，各人都以谋反判死刑，燕王自杀，霍光才成为朝中唯一首要，“威震海内”。《汉书》说：“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迄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可是公元前八一年，也就是上官家谋反的前一年，昭帝朝中由各地选举之“贤良”及“文学”和政府官员辩论盐铁专利及最近颁布的酤酒公卖是否应当继续。其纪录即为有名的《盐铁论》。单从这文件看来，我们也可以想象霍光做为独裁者的地位，并不十分巩固。就当时制度而言，除非环境逼迫，他断难有兴致将已行政策，招集大批事不干己的书生评论。事实上贤良和文学虽想废除政府专卖，但争辩时却不着实际的憧憬于一种泛称“教化”的政治哲学，政府方面除桑弘羊外，还有丞相田千秋，他们均能缕举实情反驳。结果只将沽酒公卖停止，盐铁仍由政府专利。《汉书食货志》就针对此事说：“弘羊自以为国兴大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大将军霍光，遂与上官桀等谋反，诛灭。”

　　所谓谋反的真相无法证实，其背景则是昭帝时代，霍光权势还未十分肯定的时候，有赖桑弘羊“舌战群儒”的替他维持盐铁专利，但又不愿和他分权，才又因事牵涉到上官一家，其目的在继续巩固他独头政治的力量，已有端倪。

　　昭帝既殁，昌邑王召后被废，霍光才立宣帝。这时候皇后人选又成了问题，群臣有意霍光之少女霍成君，但是宣帝已有许平君，并已生子即未来之元帝，在他坚持之下许后得立，其后霍夫人显，也不与霍光商量，径遣人入宫以药酖杀许后，这样霍成君才继之为皇后。如是又四年，直到公元前六六年，时霍光已逝世二年，霍家酖杀许后的情节才被暴露，起先皇帝的态度改变，接着霍家人事也更动，诸女婿的执兵权者一一他派。霍光之子霍禹知道旧事必被追究，想要造反未遂，密报已达御前，于是皇后被废，霍夫人显以下及诸婿，又霍去病（霍光异母兄）之后人等除自杀外都以大逆罪处死。霍家二十年来的声势煊赫，至此和他们相连坐被诛灭的数十家。

　　传统的史料里有很多类此的数据，我们对当中纷乱的情形还难能溯本归源地看得清楚，更无法确切判断其间是非真伪。然则皇座前后左右的暧昧游离，只是暴露寡头政治的弱点。也不一定是当事人的旨趣所在。霍光未曾统兵作战，但是他为大将军，儿子亲戚都拥重兵，拱卫朝廷。昭帝对他“虚己敛容”。宣帝则因“大将军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汉书》引茂陵徐福说：“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这“害”字乃是指以他为害，亦即是痛恨他们的人多极了。

　　宣帝实际控制大权之后，减赋税，降低盐价，增加下级官吏的待遇。好在匈奴也分作数支，呼韩邪单于来朝，西汉帝国可以减少边戍。西部藏族的羌人蠢动，也能够以赵充国之屯田对付，因之历史上宣帝获得“中兴”的名称。其实亲儒生，倡仁政，也是从武帝以来的扩充政策改变为收缩政策。武帝于公元前一一二年将袭侯爵的一〇六人革除为平民，宣帝又到处招寻他们的后裔，加以慰问及赏赐，其主旨在收揽人心。

　　武帝的过度中央集权，固然不能继续，但是中兴之帝王没有加强其组织，先采取消极手段，也只是放弃其控制的力量，况且，宣帝也没有正心诚意地行仁政。京兆尹赵广汉、左冯翊（等于京城郊区市长）、韩延寿之被判死刑，千年以后司马光还为他们抱不平。司马迁之外孙杨恽曾与友人书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不过私下里讽议朝廷胡涂，竟因之以“大逆无道”被腰斩。宣帝的儿子元帝向他谏劝，他就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即是自认以威势向下制压，造成片面的恐怖政治，在他已是既定方针。

　　元帝反其道而行，却又被历史家称为“柔仁好儒”。他也是音乐家，能吹奏各种乐器，又能被歌声度曲。成帝嗜酒，好微行，宠爱赵飞燕姊妹。这两个女人都以美善著名。成帝则立其姊为后，妹为昭仪，以至无嗣。一天早上从昭仪床上起来，突然言语失灵行动僵仆地死去。各情形都符合传统亡国之君的尺度。

　　而元帝之后王政君的父亲则有八男四女，她以成帝生母之资格做皇太后，于是王家十侯五大司马，“外戚莫盛焉”，终构成王莽篡位的条件。

　　其实这时的大司马，只能加威于朝廷百官，王家兄弟，也并不相得。王凤和王商就互相竞争，王音和王谭，也不和谐。王莽由侄辈突出，大部靠自己贤能的名誉作本钱，因之能获得作赋名手扬雄以及宗室刘歆等的支持。西汉帝国的问题，则是中央政府逐渐失去对下层的控制，黄河决堤，流民无法周济，也有其他水旱疫疾之灾。当日的观念，总以为种田的太少，作其他事的太多，总是“舍本逐末”。朝廷能提出的办法，又无非吏治，即提拨好人，惩罚坏人。据Michael Loewe的研究，西汉皇帝从公元前一七八年到公元前二年因天文及各种阴阳五行的奇异现象发诏书五十七次。

　　迄至公元前七二年，亦即是迄至霍光主政中期，这种诏书下得少，即下时也多指奇异现象为好兆。以后则下此类诏书四十四次，又动辄称灾异非国家之福。我们若翻阅《汉书》里面的帝纪，内中摘录的文件可称“罪己诏”的，宣帝有八次，元帝有十三次，成帝又有十二次，这样接二连三承认中枢领导无力，希望以精诚感动军民，即是在传统中国，也不常见。公元前一九年成帝诏称“黎民娄困于饥寒”，以及“帝王之道日以陵夷”，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所以王莽纵矫诈，他所处的背景，则是当日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西汉的朝廷就产生不了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从他的立场看来，除了篡位之处，也没有办法打开出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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