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李悝

李悝

　　李悝（音魁）又名李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常被提见的人。《汉书食货志》有段记载：

　　陵夷至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谊，先富有而后礼让。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畮，治田勤谨则畮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又日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畮，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岁终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

　　魏文侯在位于公元前四二四至三八七年，所以李悝是孔子和孟子间的人物，他的政策也表现着中国封建制度业已崩溃，各地域间的诸侯组织全民，发动生产的情形。《汉书食货志》里这一段提到以小自耕农作纳税人，注重高度精密耕作（intensive farming），各农家仅有极少的收入，甚或不足，政府切身感到它的命运与上述小自耕农的生存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因素，一经透过历史，成为中国以后两千四百年立国的经常状态。

　　李悝的设施，也创造了一种计划经济（planned economy）的原始风格。社会的发展，不由它自身作主摸索而成；乃是由政治家以鸟瞰的态度裁夺。为什么中国的历史，在先秦就有这样的特色？我们追究当日背景，至少可以提出片面的解答。

　　中国的农业，开始于黄河中流的黄土地带。黄土的土壤能够垂直的堆砌，内中保留着很多由下至上的细管，因之地下的水分能够向上浸淫，不待灌溉，加以土质疏松，在农业初兴的时候，即用最原始的工具，也能在这地区耕耘。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同时在这地区出现无数的初期农业部落。将他们予以有系统的组织者，乃是周朝创业之主的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的周公旦。他的设计，以“礼”为依归。所以有一部《周礼》的著作，至今仍传说作者为周公。

　　《周礼》的现今版本，在公元前后出现时即被斥为伪书。例如铜质货币出现于东周，较周公要迟好几百年，而《周礼》已经提及铸币的衙门，还解说政府要经常巡视市场，以纠察物价是否公平，商品是否符合标准。这书里也提及中央政府所直接控制的领土方千里，是谓“王畿千里”。此外每五百里见方为一“服”，共有九服。各服内的诸侯因距王都的距离不同，他们向中央政府应尽的义务也有差别。其实周都镐，在今日西安附近，并未向外每边等距离的拓地五千里。以当日技术之简陋，既不能在地图上精密的确定其疆界，也无从于实地立桩勒石。

　　《周礼》也提到井田制度，那更是中外学者争论的渊薮。有些人说每八家各有地一百亩是为私田，其中一百亩是为公田，有《诗经》为证。又有些人称井田之井为长方形而不是正方形，有些人更说井田整个不可能，全部系杜撰。

　　我们今日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观测，《周礼》确在很多地方表现当日行政的精髓，其实际作者是谁无关宏旨。倒是王畿千里外有九服的一种观念，却只用书中的一两句话，就已解释得明白。其症结则是中国的中央权力，在技术尚未展开之际，就先要组织千万军民，所以只好先造成理想的数学公式，向下笼罩着过去，很多地方依赖理解能力，不待详细的实地经验。

　　我自己曾考唐朝均田制度遗下的数据，也看过宋朝财政的数字，以及明朝的统计，回来对井田制度的结论，则是在平地分田割土如切豆腐干，非不可能，如果确有此种机会，中国的官僚就会按文字行事。可是实际上最理想的办法，通常也不过将假设几何画案迁就于实地，按情形打折扣，再次之，正方形之井妥协而成长方形，甚至百亩变成七十亩五十亩，八家以七家六家顶着算数，都无不可。总之，有如王畿和九服，其用几何图案作理想的标准，不出“间架性的设计”（schematic design），这是立法的基点，不是实际考成的尺度。

　　周朝人之所谓“礼”，也有一种广泛的解释。传统所谓“礼者理也又履也”，若以“背籴”（即邻国有饥荒，吝不加以粮食接济）一事解释，就是所谓“非礼也”，不仅不礼貌，而且不合情理，违反处世的基本原则。

　　利用这些条件，更通过宗法社会的组织，周朝创造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它和欧洲中世纪的Feudal System以及日本迄至近世纪的“幕藩制”有若干相似的地方。原则上王室不直接统制全民，财政收入也按“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的间接交纳，层层节制，那土地当然不能买卖，要是土地易主，则根据遗传的金字塔，如“诸侯立家，大夫有二宗，士有隶，子弟”的组织，就会整个垮台了。

　　公元前六世纪以后，这种制度即无法维持，因为人口激增，货币通行，客卿活跃，战事动员波及全民，鲁国和郑国开始“履亩”、“作赋”，也就是逾越过去间接管制的办法，国君开始向全民抽税。郑国和晋国又颁布刑法，更是摒弃礼的成规，去普遍的管制全民。上述李悝的“计划经济”行于公元前五世纪和四世纪之间，其“尽地力之教”，也就是不受封建的约束。商鞅在秦国变法，行于公元前三五〇年，更是全面扫除封建，而整个的代之以“郡县制”。此门一开，国君统制全民，土地可以买卖，官僚不再世袭。所以顾炎武说“封建之废，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

　　从李悝的计算我们更可以看出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当日天灾频仍，食粮价格极不稳定。《史记货殖列传》也说“夫籴，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因此可以看出米贵时石值铜币九十钱，贱时低至石二十钱，相差四倍半，即算平价仍有两倍半以上的出入。因之政府的方针，总在“平准”，也就是要做到“民毋伤而农益劝”。然则粮食生产，到底重要，所以种田的为“本业”，其他都成为“末业”。传统的重农政策以及低水平平等思想，由来如此。再则货币的流通，也以供食粮流通为第一使命。彭信威作《中国货币史》，称世界上历史中的货币只有两大系统，一是希腊罗马以贵金属作商人整批贸易的工具，一则是中国的贱金属货币，最初即已普遍的行使于民间。又因食粮价格波动之大，商人不一定通有无，也可以“背籴居奇”，这样又顺便解释了传统中国对商人歧视的由来。

　　从以上情形看来，中国立国最初即与西方迥异，其重点是技术上的着眼不同。先秦从封建到郡县，政治家依赖人类的智力，造成庞大的组织，是以美国法学家Herrlee G. Creel即坚称中国在公元之前，已拥有二十世纪超级国家的姿态。可是郡县制也开官僚政治之先河。在公元之前即由皇帝遣派官僚向几千万人民征兵抽税受理诉讼及刑事案件，是超时代的政治早熟。因之更难放弃间架性的设计，以至于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官僚间的逻辑被重视，其程度超过实际行政效能，又仪礼也可以代替行政，种种流弊，到二十世纪不止。而最大的毛病，则是西欧和日本都已以商业组织的精神一切按实情主持国政的时候，中国仍然是亿万军民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今日我们重读李悝“尽地力之教”的一段，也只能说他的视界宽，不能说他的眼光深。其以简单的数字，笼罩着大量农民，以现代眼光批判，虽早熟仍是原始式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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