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开场白(3)

开场白(3)

　　现代战事及群众运动，要动员很多的因素。这全面动员之后，当初很多不平衡的地方，会因事势上的需要，趋向平衡。很多以前被掩饰的弱点会因之暴露。被阻隔的地方，因之而疏远。其程序有时尚出领导人物意料之外。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可以说是大日耳曼主义和大斯拉夫主义在巴尔干半岛的冲突。可是终战之日，德奥既败，沙俄也败，需要善后的时候，几乎与当初威廉第二及尼古拉第二动员宣战的宗旨毫不相干。

　　这主要是因为专制皇权（autocracy）跨地过广，组织不符时望，所以统被清算。第二次大战在欧洲爆发时，乃因希特勒要提倡他的人种优秀说，他还一定要替日耳曼民族，在东欧开辟一个“生存空间”（lebesraum）。可是这运动一失败，不仅纳粹人种优秀说瓦解，而且全人类平等成为此后世界公认原则，连那些没有被战祸波及的地方，也一体通行，殖民地全要铲除，不仅为希特勒想象之不及，也非张伯伦、丘吉尔所能预料。

　　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超过单纯的国际战争。但是历史上的大问题几经波折之后，要在实际的条件下找到适当的解决，则彼此都是一样的。近数世纪以来，世界上一般的趋势，是交通发达，技术进步，这潮流强迫闭关自守的国家门户开放，以农业组织作基干的旧社会实行改组，开始商业化。随着资金流通，经理雇用，服务性质的机构共通使用的原则，每一个国家才能将它内部公私的利益融合为一元。这种商业化的组织，随着生产进步，越扩越大，也决不是坚持农业习惯，以狭义的平等的原则，作一成不变的组织所能阻挡。纵是后者能使其国民衣食无缺，其人民也不甘心在技术拙劣人文因素简单的条件下过日子。

　　我已经说过，一定要澄清今日中国的改革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已无意义。孙中山先生在六十多年前著书，就说及中国一方面固然要节制私人资本，一方面仍要扶植私人资本。因为这六十多年来中外的距离越来越大，今日的中国尤其应该扶持私人资本。即使以国家资本开拓庞大的企业，也仍不能缺少民间企业作第二线第三线的支持。要加强其支持，则必须保障私人财产，使一切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这程序已由事实证明，不容任何意识型态加以否定，这也就是前述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之一部分。

　　针对以上的情形讲中国历史，应当重新订正。

　　历史上的真人实事，是不会变化的（除非过去传闻错误，可能因新证据发现而修改）。但是数据的取舍，因果关系的布置，随作史者及读史者的立场而转移。著名的经济学史家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说过，历史家铺陈往事，最重要的任务，是把今人的立场解释得合理化。现在中国既然是雨过天青，假使作史者和我们一样相信今后国家的策略是将全面组织商业化，以便一切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而所写历史却又离不开阶级斗争的立场，视资本主义为畏途，企图保持某种意识型态上的“纯洁”，那也就是自我作对了。

　　况且中国的历史，过去以传统官僚政治的目光进行编撰。我写的一本《万历十五年》已经揭载着这种立场的特征。总之，传统中国在技术尚未展开之前，因迫于环境，首先就实行了中央集权，因此下面的统计无法着实，各地区的特殊情形也不能全般检讨，只好先造成一个理想的公式，笼罩在这亿万军民和犬牙相错的疆域上，所以真理总是出自上端，皇帝的面目为“天颜”，他的指示即是“圣旨”，丝毫不容辩白。官僚集团只要能维持他们彼此间互相承认的逻辑，对实情不一定要认真负责。道德既可以替代法律，礼仪也可以装饰行政。在这种情形之下，其所标榜的道德，也就浮泛而不着实际。用这种态度去修撰历史，我们今日无法全部因袭。

　　我认为，中国虽和西洋文化摩擦接触达百余年，直到最近才完成了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条件，自此中国历史，才正式与西洋文化汇合。在这关头重订历史，首先就要把丛错的事迹，针对今日着眼，并且追根究柢，回溯到公元以前初期统一的原因，加入中世纪以后国家愈着重于内向（introvertive）及非竞争性（non-competitive）的端倪，又牵引到鸦片战争后想要改造的艰难，最后才归结到今日。

　　这样草拟的历史，属于“大历史”（macro-history）的范畴。作者不斤斤计较于所述人物当时的贤愚得失，而只注意他们的作为，透过中国法制与社会，遗留给后代的影响。虽然叙述中尽量提及“负面因素”（negative elements），然而等全部叙述完毕后，我们如果再回顾这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一定会叹赏中国人所创造的这一个政治经济系统之庞大。而虽说改造艰难，却又在艰苦困难之中完成了改造的使命。这在世界历史中算是首一无二的事，古代文明之中，还没有另外一个国家或社会可以望其项背。我们根据全部事迹去赞扬中国文物的伟大，岂不要比掩错饰过，颠倒是非的赞扬要来得真切而畅快？写历史的人实应采取这种观点。

　　然而以我一人之力，会有能力修订中国两三千年的历史？我现在说的修订并不是研磋考证，而是将现有史料，重新安排，注入新的眼光，做这样的工作需要的不是才华，而是视界。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在国军当过下级军官十多年，切身经历内地乡村的情形，也知道“壮士军前半死生”，实际是怎么一回事。以后又游历各地，凡本文提到的地方，或曾久居或曾暂住，总经耳闻目睹。最近几年，自己更亲临到被裁失业的危机，所以现在写历史，已经有了文题内外的生活作陪衬。凡所叙群众运动，饰过掩错，雨过天青，经济力量驱使等等情节无一托之空言。至于书面上的知识，却只占准备的一部分。

　　这段“开场白”就此停笔，下文不久即见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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