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纽约，纽约(12)

纽约，纽约(12)

　　我们仍然活在昨日的观念和有限的视野中。我们常把事实和自己的价值、偏好混为一谈。主要的困难在于，我们所检讨的事件大于我们的经验范围。中国革命延展一个半世纪，相当于两倍的个人寿命。但又像离我们不过几英尺的悬崖，很难给予超然的评估。中国籍的学者自然无法免于党派的争议。他们想找出来，在上一回政治之争中，到底谁是谁非。美国的学者除了要应付美国主义的心结以外，还发现整合的主题威胁到学术分工。我们如何将文化讨论转成经济？我们如何进行一半人文科学一半社会科学的课程？如此一来，教师岂不是被迫先教七堂课的诗歌，然后再教统计学到学期结束？这样的混合前所未见。如果你研究中国哲学，就会以毛泽东思想做总结。如果你处理清代的土地资料，可能将讨论延伸到目前的谷物产量。你不可能跨越领域。此外，在你的一般主题被接纳前，你还必须考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或是芝加哥大学比较愿意接受你的研究。

　　也因此，我们将中国革命视为永远的失败，数亿人口的国家一个半世纪以来不停“搞砸”或“弄糟”。我发现这种说法有违史实时，就必须将一百五十年视为一个单位。以上的图是我唯一能凭借的权威，让我能了解，在巨大的时空之下，个人有多渺小。全世界最伟大的领导人只能在曲线运动上施加短期的推力。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一回事，其实现又是另一回事。但是，虽然看起来像是失败，实际上却只是偏离所宣称的目标。考虑到代表一般转型的曲线时，每个人都贡献一小段弧度，一个接着另一个。就这方面而言，蒋介石和毛泽东只是在空间上相斥，而非在时间上。无论他们自己有何感受，就历史的角度来说，他们一起促成转型。转型以弧线的形式逐渐改变路径，是受制于中国自然经济的力量，不需要这两人的认可。与其悲悼中国人民在过去所遭受的苦恼和痛苦，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毕竟终于可以完成转型。愉快的音调应该可以引发希望和乐观。

　　如果以已开发国家过去的发展历史为参考，并和开发中国家现在的情景相比较，中国的历史更加确定我们的观察：由于科技的进步，各国之间服务和商品的交换势必扩大范围。压力驱使所有的国家重整自己，以符合需求。目标不只是更高的生活水准或更公平的商业交易，而且还牵涉到组织的问题。除非一个国家可以在数字上进行管理，否则就不可能在今日的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全球地理和不同的文化模式可能引导不同的国家走上不同的调适之路。但面临更商业化的国际关系时，中国的转向证明，长期趋势是朝向各国间的整合而非分裂。

　　我不可能说服中国成为和平的维护者或世界强权。我也不可能刻画出全球的景象，并坚持它确实证明，重要的历史发展正在进行，具有自然法的约束效力。但我主张，中国已经展开从文化传统进化到经济体系的过程，证据已经经过广泛而具体的报道。到目前为止，这个事实并没有受到太大的重视，因为推动事件的人并没有声张。我的图可以写实呈现前因后果及真实状况。我还想补充，历史事件的真正意义何在，缔造者和史家往往有不同看法。中国人并没有受惠于我们的超然立场。我们的学术界人士则忙着捍卫神圣的事务，无法脱离修正历史的立即后果，不能从中享有自由。

　　在我和长春藤同行前辈的对抗中，我并没有提到上述的主张。我并没有提到，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作为具备互补的历史意义。我也没有说，中国革命的真正意义在于从文化传统转型成经济体系。我只是指出，就大历史的观点而言，从公元前221年到现在的中国历史具有逻辑的一贯性，中国今日的最佳远景是在集体或合作的基础上强化财产权，现代中国可以从17世纪的英国撷取灵感，研究相互冲突的观念如何在法律体系下融为一体。只不过如此，我就失去工作和出书的机会。我被迫以不同的手法和形式来写这一本书，参考资料不足之处，我必须以个人经验来填补。

　　在高层次的概论之后，必须转换到卑微的观点，暴露自己的缺点和琐碎。但还有另一重困难：在尝试就物质面诠释中国现代史时，我不知如何消除道德冲突。我不知如何表达，我亲眼目睹的残暴确实发生了。我以这个图表建议，螺旋形状牵涉到康德、我们在宇宙中的地位、命运预定说、原罪、“因缘”和“阴阳”等，也许可以减轻我们的良知负担，因为可以借由它们来吸收在过去时点残忍行为所带来的冲击，超越人类救赎或挽回的力量。

　　崇高憧憬向来不是我的习惯或个性。我原来的目标不过是对一个小型文学院的大学生概述通史。但有一就有二，最后我再也无法暂停。我已说过，我开启这段生命时，不过是想寻求舒适和隐私，并无更大的野心。问题在于，在过程中我逐渐卷入比生命更宽广的历史。到最后，我避免放肆时，就显得很不诚实；我压制自己的反对意见时，就显得很虚伪。在此同时，我历史观点中的实用价值让我无法维持缄默。离奇的环境导致我出版这本书，依据的是三十年前在密西根大学取得的新闻特许。我是自己雇用自己的记者，我为一般读者大众而书写。

　　梅尔·高尔德曼（Merle Goldman）将我的朋友廖沫沙归类成“自由主义者”，他弄错了。虽然沫沙驳斥死硬左派分子的虚伪主张，但他自己仍是理论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替我书的封面题字，原因不在于他赞同书的内容，而在于我们长达四十多年的友谊。自从他获得平反后，我们通了五六次信，有两三次还写了数千字的长信。他最近的一封信显示，他虽然没有鼓吹阶级斗争，但仍然相信，中国历史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直线进展。我虽然不同意他的看法，却可以从他的处境中想像中国此刻的困境。在新的民法地位稳固并开始生效前，中国的公共事务只能透过共同决议和普遍声明来协调。

　　在此期间，我认为一党政治无法完全避免。要消除此一现象，社会必须在官僚之外建立中间阶层，我建议从工团主义和团体财产权着手。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忽略技术上的准备，要求立刻解放中国的年轻叛逆分子，等于是建议中国人：“忘记你们的公社，忘记你们的食物配给和鞍山钢铁厂。你们只要让每位妇女涂不一样颜色的口红，让男人吹自己喜欢的曲调或玩自己的乐器，一切就可以解决。”

　　田海男是田伯伯的儿子。他和我于1938年一起进入成都中央军校。我们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服役历史相近，直到抗战胜利为止。在1945年年底或1946年年初，他加入共产党军队，部分原因是他父亲剧作家田汉和周恩来关系密切。他有功于人民解放军中野炮部队和装甲部队的初期成军，而且还参与朝鲜战争。虽然田伯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死于狱中，但没有动摇海男以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决心。我最近才收到他的第一封直接来信，信中附上一张邮票，纪念田伯伯填词的《义勇军进行曲》重新被当成中国的国歌。我虽然仍不知道他的现况，也不清楚他对党对军的义务，但我仍然写信给他，希望他能以自己的影响力去愈合内战幸存者的情绪伤口。我粗略建议，就我的历史观点而言，国民党和共产党不应该将对方视为永久的敌人。我在信中又强调，蒋介石在历史中自有定位。信寄出后，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做对了，毕竟我们已经近四十年没联络。但他的回信却充满快活的语调。他希望我和内人回中国看看，而且我们可以一起去登泰山。对中国人来说，“登泰山以小天下”，登上泰山顶，才知世界有多小。

　　陆诒一度是《新华日报》（共产党在战时重庆的党报）的首席特派员。我认识他是因为范长江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时，他是活跃会员。他已离开报界多年，目前活跃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上海支会，同时担任两所大学的新闻学副教授。我于1980年重新和他取得联系。从他的出版品中，我发现他就新闻报道的演说含有丰富的历史内涵，提到在日军包围下从徐州撤退，在新四军事件后在重庆身为共产党官员的艰困处境，周恩来亲自下达他的命令等等事件时，他都会交待背后的历史因素。我写信给他时，忍不住劝他降低对党派的强调。我的举动并没有政治动机，只不过是希望能领导下一代扩大视野。但我不知道我的讯息是否能被接受，而且，就算他同意我的看法，是否能采行我的建议也都不可知。但我欣慰地发现，在《万历十五年》中文版问世后，他收到出版商直接寄给他的赠书，非常高兴。这本书说明现代中国的问题已经过数百年的酝酿，应该也可以发挥类似的劝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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