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纽约，纽约(10)

纽约，纽约(10)

　　我应该在此时退出研讨会，如果我继续发表自己的主张，只会显得像煽动者，成为学术圈中的卡斯特罗，尤其是在被纽普兹解聘以后。但人生难免意外的事。5月，我在家中收到泰德寄来一封厚厚的信，附带杰克·朗洛伊（Jack Langlois）厚达六页的备忘录。朗洛伊博士是普林斯顿的毕业生，任教于缅因州的波多因学院（Bowdoin College），据我所知还担任ACLS的委员之一。在我们于2月集会以后，他参加这个研讨会的程序委员会。他在备忘录中建议，我的《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研讨会的讨论起点。他写道：“黄博士的《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将于北京出版，对我们而言应该很有意义。也就是说，中国的学者也可以方便取得这本书，两国学者将可以就共同的基础进行合作研究计划。”这就是我多年来一直努力的目标。我无法拒绝诱惑，无法不回应。

　　我用四天的时间写了一封长达九页的信，重申我的立场。身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我强调财产权的重要。我又说：“财产权不同于意识形态，不只可以界定，而且可以分割、转移和流通。在财产权推动下的经济体系中，社会鼓励服务和商品进行更广大的交流。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是绝对的因素。”我指出经济发展中司法制度的重要，我还简述自己将帝制时期的中国划分成三大时期。我向委员会呼吁：“我不敢妄自托大，期望你们将我的建议当成权威意见。但我要强烈呼吁你们采取规模类似的大范围前提。”

　　这封信寄给泰德后，我却只收到他表示收到的回函。他指出，他必须和委员会讨论，询问其他人的意见后，才能回复我。在此期间，朗洛伊已回到普林斯顿，准备在经费援助下启程前往中国住六个月，我打电话问他，是否可以在搭机前来看我们。他说，开车到纽普兹对他来说太远。我问他，我们是否可以在中间点见面。原来他妻子要从纽瓦克机场搭机，我邀请他在送行后一起吃顿饭。在普林斯顿校外有一家中餐厅A-Kitchen。我们进行《剑桥中国史》的计划时，曾在那里用过餐，很喜欢那里的食物。餐厅在九号公路靠近毕肯（Beacon）附近开了一家分店，店名同样是A-Kitchen。从机场和我们家开车去，时间都差不多。格尔和杰夫和我同行。

　　食物的确不错，但会谈结果就不是了。不知什么原因，杰克忽然丧失兴趣，不再提《万历十五年》作为前提的价值。他也不太热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对话。他提到，许多研讨会的人都有兴趣致力于地区和当地的研究。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事。中国问题的本质在于其范围深广，从秦始皇的兵马俑到毛泽东的红卫兵，主题都是群众。强调同质性和单一化，追求量而牺牲质，以村落当公分母（通常是最低层次）作为帝国的底线，这些特质都贯穿整部中国历史。狄百瑞博士编辑的两大册《中国传统的本源》（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书名大可以换成“如何在不清楚确切数目的情况下统治数千万人”，却不会失真。如果忽略基本因素，就只会看到无穷无尽的不理性和荒谬。

　　由于缺乏认识，史迪威才称蒋介石为“花生米”。日本人大可避免一切麻烦，只要他们事先了解到，从中国主体边缘切一部分来统治，可能会更有效率，但统治整个国家时却不可能做大幅度的更动，除非经历重大突破，而事实上日军的入侵刚好带来突破。回顾过去，我们现在可以明白，满洲人将中国问题视为自己的问题时，民族的纷争才消失。今日这个议题并没有被忘却。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累积大量的准备金，西方的投资银行又困惑又气馁，因为中国官员拒绝善用信用评等来借更多的钱，以便在城市产生更多的商业活动。原因在于中国必须想到，前线的经济有所扩展时，第二线和第三线要有所因应，以连结内陆和下层结构。到目前为止，均衡和成长仍然同等重要。

　　从我的观点来看，目前正是针对这方面进行历史探讨的最佳时机。数年前，我看过一部中国电影，描述本土设计的鱼雷快艇在测试时爆炸。工程师的反应分成两派。第一派认为中国的海军建造能力仍然不够成熟，计划最好暂时搁置，应该派专家到国外接受先进训练，才能再建造下一艘快艇。但提倡自立自强的人不肯轻言放弃。他们主张，船艇可以分成三千个部分，如果每个人负责检查一部分，就可以找出失败的原因。

　　这部影片反映“文化大革命”时的一意孤行，意识形态的教条凌驾科技之上，最后电影以第二派获胜结束。写剧本的人以为，只要牵涉到冶金和材料强度即可，并没有考虑到船本身的设计、引擎和船身相容度、转矩、推力、压缩比率、注油和冷却系统、管线、气体力学和流体力学等。在普吉西的许多IBM工程师看这部电影时，大笑不已。就我的角度来看，许多过去的汉学家也犯类似的错误。他们地方化的见解让自己偏离主题，对别人也没有好处。如果我们忽略传统中国的整体特质，让年轻的博士候选人走向地区和地方研究，我们也可能犯同样的错误。

　　我没有私人动机去坚持自己的主张，但又无法在重大议题上保持沉默。狄百瑞的编制会议预定在10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举行。到9月底，我的九页建议已经寄给他四个月。于是我写给他一封私人信函，继续追究这件事。我告诉他，数年来的阅览让我产生大历史的新观点，不同于从学科的本位立场去分析问题。由于如此，“我在其他人之前显得顽固，喜欢吵架。”既然是他个人邀我参加编制会议，我希望能在之前先和他见面，容我解释其间的差异有多重要。只要一天前先通知我，我就可以去他的办公室。或者，“最好由我来请客”。我邀他和我共进午餐，地点在A-Kitchen，类似我和朗洛伊见面的模式。我想对他来说尚称便利，因为他住在塔本齐桥西端。无论如何，我以为他会把这封信当成“机密文件”，信只有他自己看，因此我在信中也加入这些字眼。

　　他没有回信给我，反而用复印机复制我的信，连同其他参与者的建议，一起发送给所有与会者。因此我的私人信函详细指示如何从八十四号州际公路开车到当地的餐厅，就这样分送到西雅图、到柏克莱、到俄亥俄、到堪萨斯、到哈佛、到耶鲁、到康乃尔、到普林斯顿。

　　哥伦比亚大学的新宿舍紧邻海门中心（Heyman Center）的人文学院，很像汽车旅馆。进入房间，关上门，拉上窗帘后，忽然搞不清楚是在大学里，还是在假日旅馆的房间中。每个房间都有一张大床和专用的卫浴设备。虽然很舒适，但我在1981年10月30日搬进去时，却睡得很少。前一位房客留下的烟味残留不散。建筑的隔音设备绝非一流，我可以听到隔壁同行的对话。他们和我一样，都是来纽约参加研讨会的编制会议。时过午夜，显然他们刚从酒吧间回来。

　　我的生理竟然无法容忍环境的扰攘，令我大为震撼。我以前曾经是烟枪，抽得很凶，我抽过香烟、雪茄和烟草。年轻时的我随时随地都可以睡，带着铺盖或甚至是毯子，可以睡在木制地板上、砖面人行道上或散兵坑中。在中国旅行时，我可以在火车上整夜站着，车厢内非常拥挤，必须要先征求旁边旅客的同意才能移动双腿。现在的我居然如此挑剔。

　　白天的一切也令我不安。我实在不该继续待下去。我先前的提议没有受到注意；我的备忘录没有得到回应；我建议和狄百瑞博士私下会谈的请求被拒绝。我出现在这个会议已经没有价值，只能站在机密文件的背后作证，我对任何人都毫无恶意。我和同行前辈的意见产生差距，让我有许多不愉快的经验。一方面，我必须为我认定是真理的事辩护，但另一方面又发现自己常被视为背叛者，老是忘恩负义。更重要的是，所有的一切都徒劳无功。

　　我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解聘时，我的朋友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没有先告知我，就去找狄百瑞，问他是否可以帮我找工作。泰德说，我个人没有求他，他不好做任何事。其中道理不难理解。我感激他们两人的善意。但我了解我和泰德的个性差异，尤其是他主持校务的特殊风格，因此迟迟不愿去求他。自尊的确是原因之一。我不介意求同行前辈写推荐信，参加公开的竞争。但即使是毛遂自荐去当别人家的园丁，我都会觉得难为情。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普林斯顿。崔瑞德和牟复礼说也许可以帮我申请研究经费，我也只是听听罢了。自尊的负担有两种层次。我希望内人和儿子可以感染我在羞辱时期展现的自尊心，我也希望将自己对中国历史的宽广视野传递给中国和美国的学术圈。重要的是，我必须保持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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