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纽约，纽约

纽约，纽约(1)

　　我埋头撰写本书已经三年。一千多个日子以来，我忙着构思、写草稿、修改和重写这些篇章，最后送到出版社的草稿，可能只接近我打出来的四分之一。当然我的基本障碍之一是语言。虽然我在美国居住的时间比在中国长，但有时还是找不到最直接的表达方式，或是最合乎语言惯例的用语，以便将想法呈现在白纸上。我有时向内人求助，最近也偶尔请教十六岁的儿子，这样的过程减缓我的速度。但目前这个写作计划的最大障碍却在于：我决心拉近的讯息鸿沟实在太大，而且主题的庞大严重也考验我的处理能力。书中似乎包含数十个故事，而每个都忍不住要蹦出来自成一本书。我常常必须浓缩摘要，然后再摘要浓缩后的成果。

　　这个过程无法避免，因为正如前述，史学是一种观点。如果一个男孩遇上一个女孩，陷入爱河，但某一个周末的事件却让他们永远分手，在那个难以忘怀的星期五和不幸的星期六所发生的事，对他的意义会随时间不同而变化，五年、十年和二十五年以后回顾都不相同，尤其是如果其后两人都经历生命的起起落落，例如从幸福美满的婚姻到分居和离婚。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总是在重写和修正写不完的自传，过去必须重新投射于现在的崭新前景中，而现在却不时在变换中。既然如此，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悠久历史怎么可能始终不修改呢？毕竟就某个层次来看，历史是经历过大时代动荡起伏的亿万人的集体传记。

　　能与时俱进而让美国大众了解的中国通史，仍迟迟不见踪影，我毋需在此赘述。如果没有这样的历史，在处理外国事务时，我们就永远无法完全了解其基本议题的本质。我将于稍后解释，这个问题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国内政策。但在目前的阶段，我认为妨碍真正了解的基本障碍不在于欠缺信息或知识，而在于一直存在的文化障碍。不同套的道德标准间很难产生有效的对话。

　　我曾走过中国和美国历史的夹缝，自觉有幸能以同样的坦率来对双方发言。《万历十五年》去年于北京出版，实现了我部分的卑微努力。这本书告诉读者，中国的问题根深柢固，至少可以往前回溯四百年。法规太粗糙原始，限制太多。政府官员虽然宣扬大我精神，却无法掩盖以下事实：他们的所作所为全是为了私人目标和私利。由于民法无法认可商业的信用，分工受到限制，货币交易也很有限。这些都导致中国的国家经济发展缓慢，造成军事积弱不振，文化呆滞不前。这本书的初版就印了两万七千五百本，让我十分欣慰。我有一位在湖南公社的堂兄，他在长沙买到一本。家妹写信告诉我，她看到广西的一位政协委员也有一本，书中尽是密密麻麻的眉批和画线。北京和上海都出现好评，香港和旧金山也是。

　　后来我又有一篇文章登在李约瑟博士八十大寿的纪念集中，在上海出版，让我的批评文字又迈进一步。该文批评中国官僚制度盛行，因而导致自然法认可随意统治的假象。这种管理形态无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政治中央集权古老模式中所滋生出的恶习，将技术上的无能妆点成道德上的优越，以维持其假象。我一位从未谋面的外甥写信告诉我他的感想：书中揭露的景象太令人失望，但如果实情如此，宁可揭穿也不要掩饰。只要毛泽东还活着，任何编辑、出版商或甚至排版工人就不可触及此一禁忌。事实上，形形色色的“主义”是构成左派史学的基石。不说别的，在X-Y-Z（X指邓小平Deng Xiaoping，Y指胡耀邦Hu Yaobang，Z指赵紫阳Zhao Zhiyang）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比较容易接受新思想。这两种著作的出版不只是很大的荣耀，也让我觉得，中国的革命已告尾声。革命的意识形态被修正时，革命的举动也可以重新被纳入历史中（见本书“安亚堡”章）。

　　在写这本书时，我不时要离开一个文化的边界，踏入另一个文化。有时我会觉得，自己就像横越国界却没有护照的旅人，本身就是识别证明。没有现存的权威可以引述，甚至没有足够的词汇来帮我解决彼此的差异。这真是骇人的经验。但是，等我存心撤退时，却发现我故事中的逻辑和推理呼之欲出，让我有继续前进的动力，前景不再是无法充分描绘的海市蜃楼。目前的这一页已到达此一境界。也许这次我可以做得更好，先转到熟悉的场景，以一个事件为起点，和我的读者分享经验，即使暂时必须把中国搁置一旁。

　　我开始写本书时，是在1980年夏天，在德黑兰的人质仍然是许多美国人的锥心之痛。我们从电视上看到，伊朗的学生在示威时以仪式的动作抽打手腕。他们高喊反美的口号，用美国国旗来拖行李。每天晚上，电视主播总会计算美国同胞被囚禁了几天。一个遥远小国的内政居然透过一连串的事件，第一次扯上超级强权，甚至影响总统选举。几个月后，人质终于获释。媒体邀请人质的太太参加记者会，其中之一是芭芭拉·罗森（Barbara Rosen），无数的美国人一定能分享她的喜悦。电视前的观众也许还记得，谈判的痛苦道路终于有所突破，在此期间皮耶尔·沙林杰（Pierre Salinger）发特稿记述其过程，细节一无遗漏。获释的人质到达司徒雷登空军基地（Stewart Air Base）时，令人动容。该地离我们只有十五英里，路旁的树上和电线杆上都系满黄丝带。仍然头昏眼花的他们搭车前往西点军校，暂事休息并接受询问。路人对他们挥动星条旗。但有一个相关问题却没有获得充分解答：美国为什么会落入此一陷阱中？

　　我没有兴趣研究CIA的运作或伊朗国王的资产，这些不过是次要议题。如果美国的势力得到敬重，CIA的干涉就会受到欢迎，伊朗国王存进美国的资产就不会引起轩然大波。但事实上，美国势力受到极度的憎恨。许多伊朗的领袖即使是在美国受训或接受西方教育，也都替霍梅尼做事，和宗教强硬派分子连成一气。大学生参加激进国家主义的运动，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注意。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们应该会被西方价值所吸引，而不是支持造成本国落后的中世纪制度。

　　我们很容易骤下结论，以为他们疯狂、不理性、被误导。萨达特不是称霍梅尼为疯子吗？在他的朋友中，不乏有西方背景的人，霍梅尼和美国算账时，这些人不是被枪决就是被迫逃亡。

　　美国人还可以进一步肯定，我们对伊朗人没有邪恶的阴谋。我们以合理的价格向他们买石油，我们也以合理的价格卖给他们军事装备和其他商品。如果我们勉强算是有阴谋，可以说是透过新闻单位推广自由体系的好处，其中包括经济制度，称之为资本主义也无不可。我们一点都没有羞愧之处。我们的经济制度奠基于自由意志和互利，一点也不像其他主义从阶级斗争开始，在大规模的暴动和不断劝诱后，最后就是苏联的宰制。

　　美国人厌恶被称为帝国主义，还有一项原因。在所有的主要已开发国家中，只有美国纪录清白，累积资本时并没牺牲其他国家。美国本身就是殖民地起家，自然而然同情被压迫的民族。美国最骄傲的行为就是拒绝以奴隶建国，这种英雄式的奋斗却必须以恐怖的牺牲为代价。如果世界上有公理可言，美国的前盟友和受益国都应该记得，美国如何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在战后推行马歇尔计划和其他援助方案。

　　我绝不会挑战上述主张，这也是我定居美国的主因。我还可以证明，美国生活吸引我之处不只在于自由及便利，还有新奇及魔力。如果这句话显示我性格中的肤浅成分，我愿意承认，不打算辩驳。不过，我想告诉读者的却是，系统分析和个人偏好之间存在着差异。除非我们看到这些差异，否则不可能加以统合。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现象，本身是一种历史产物。直到20世纪，这个名词才常常被用到。马克思提到“中产阶级社会”和“资本家的时代”，却不曾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个词。在亚当·斯密的时代，还没有出现这个名词，他只把他鼓吹的经济思想和政策称为“商业和重商的制度”，以相对“农业的制度”。时至今日，说也奇怪，描写已开发国家和开发中国家时，这个对比具备很高的再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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