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寻找对历史的技术辩证(2)

寻找对历史的技术辩证(2)

　　李约瑟和我不希望比较历史，然而我们的研究仍将是一种比较，只不过终极目标是两边历史的融和。此外，院长曾经问：为何我们今日所知的现代科学不是发轫于中国，而是起源于欧洲？这使问题增添额外的层次，因为现代科学从不曾画地自限，因此无法用已知的词汇加以定义。如果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都同意，据今日所知，人类智慧已达顶点，那么科学将就此踏上末路。现代科学家基本上必须有开放的心灵：对已知的事物保持有系统的不轻信，但深信现在的不可知将来必定可以掌握。

　　接受这些信念和前提的我们很快发现，不只是院长形容的字母文化和表意文化之间有很大的鸿沟，而且我们很容易变成从研究“务实”面——也就是中国的社会及经济背景对科学的影响——转而研究抽象和哲学的课题，因而违背我们的初衷。

　　在Κ-1研究室的钢制橱柜中，有两个抽屉装着参考书目和零碎杂记，都是影响中国科技发展的社经背景资料，全都是李约瑟博士三十年来累积的成果。我到剑桥后，院长让我整理这些资料，看看是否能放入《中国科学与文明》。这些资料非常有趣，包括各种色调、颜色及尺寸的纸张。其中有登在学术刊物文章的抽印本，有写在油印通知函背后的手写字迹。有些是很久以前的书信，但有时也看到书名写在零碎纸张上，甚至餐厅的纸巾上。其中所提到的作家，有的享誉全球，有的名不见经传。有些资料非常重要，很有原创性，有些则很有争议性，甚至很轻浮琐碎。整个档案事实上反映收藏者的个性。李约瑟博士的座右铭是“无一遗漏”，他秉持同样的精神发现无数精巧的装置和机械应用，以展示中国内陆的科学知识，并且从常见及罕见的古书中发掘其他观察家忽视的事实。

　　不过，我必须承认，整体来说，这些资料的可用程度相当有限，我一开始的反应甚且更为负面。这些资料显得太不相关，太片断。例如有一封信是赖德懋（Owen Lattimore）的建议。他主张，中国的地理分布利于千篇一律，因为由地形可以得知，类似的农业社群可以适用于所有地区。这种立论有许多可议之处，事实上甚至可以说，由于中国的气候、天然障碍、土壤生产力、农作物的适应力及劳力要求有相当大的歧异，因此分开还比统一好。考古学家郑德坤则赞成完全客观。他建议李约瑟，去除所有的成见，先以十至二十个发明为例，分析当时的社经环境。

　　这个建议完全不可行，因为我们虽然对纸和火药的发明有模糊的概念，但我们甚至不知道哪一群人首先发明纵舵，或是替骡套上马具是在哪一世纪，更不用说这些发明的背景环境。而且，如果我们太过注重特定发明，最后就会出版一本类似阿基米德洗澡或牛顿被苹果打到之类的故事。在李约瑟博士的相识友人中，以霍莫·达布斯（Homer Dubs）最为悲观。没有人了解，为何现代科学无法在中国发展。他直截了当说：你们要有常识一点，负面的问题无法得到正面的回答。他的态度让我想到中学时教科学的教师。有人可能可以证明鬼的存在，但没有人可以证明鬼不存在。只要有一个证据就可以得到肯定的答案，但为了证明否定的结果，必须反驳古往今来的所有可能性。

　　但于今回顾，这些学者虽然没有成为我们的开路先锋，但他们多多少少影响我们的思路，程度大过我们的认知。我认为，档案中唯一自成系统的就是魏复古（Karl A.Wittfogel）博士。

　　在研究中国的领域中，魏复古是个显赫人物。我在密西根当研究生时，主修中国研究的人都常常提到他，也许频繁到一个月至少提一次。他是《东方之专制》（Oriental Despotism）的作者。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古文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本书会告诉你，这些文明全属于“水力社会”，农业生产必须依赖大规模的灌溉工程。大批的劳力必须施予严格的命令，以求顺利执行任务，因此专制势力的产生无法避免。如此衍生的组织技巧虽然不无利于经济之处，但只限于初期。这些社会的努力迟早会形成“管理效益递减法则”，也就是说，一开始投入的劳力愈多，效益会成比例增加。但其效益有其限度，等达到饱和点后，收获和劳力将不成比例。以科学术语来表达，这公式是个想像的弧线，但作者并没有解释这种现象何地、何时或如何发生，也没有说明效益如何测量。没有关系。在魏复古的字典中，水力社会和东方社会是同义词，不仅在政治上可鄙，在经济上也没有吸引力。这种社会道德败坏，不值一提。

　　魏复古将东方专制主义发展成一体系时，目的是为了避免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所引起的混淆。但魏复古的“东方”包括在今日秘鲁的印加帝国，却将日本排除在外，因为日本的灌慨工程是片断零碎而非协调一致的，因此日本社会是“水利农业”而非“水力”，因此即使连封建时代的日本都“无法发展战争的艺术”。水力社会的特色也会影响艺术。他们的建筑只能产生笨拙的结构，称为“水力建筑物”，使用最多的材料，却只有最少的概念。东方的专制主义是过去式了吗？不见得，在今日仍相当活跃。今日世界有何危机？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威胁西方世界吗？魏复古认为不是。问题的根源仍然在东方专制主义，因为苏联是俄国“在亚细亚的复活”，以工业基础充实其新专制主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是“货真价实”的亚细亚复活。

　　魏复古和李约瑟的接触一开始很顺利。东方社会概念刚发展成历史研究，以德文发表成论文时，李约瑟在封面用中文写“宝贝的”，要夫人阅读。后来他和魏复古碰面。显然他们一度还算友善，虽然还不至于热络。但“东方专制”理论茁壮到绘声绘影，比迪士尼卡通还生动活泼时，李约瑟发表一篇批评，指责该书“否定事实”，后来作者要求当面解释，但被他所婉拒。

　　这事件对我也有深远的教育意义。无论信不信，我更能体会中国历史上道家的政治思想家。他们坚持，道德只能和自然合而为一。任何提倡善良和正义的分化行为，如同儒家常标榜的目标，都为他们所轻视和不屑，因为他们认为这不过是自利的行为，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骄傲和偏见。在机器时代，我们无法达成道家儿童般的纯真，但这教训仍然警告我们，不能单看表面就认可或抨击任何“主义”。在这个例子中，李约瑟和我都受不了中国的农业官僚，然而我们却不能完全忽略中国官员的双重性格，他们“阴”的一面总是和“阳”的一面背道而驰。这个主题出现在李约瑟驳斥一度是朋友的魏复古的书评中，后来也放入我融故事与传记为一炉的《万历十五年》。我们也因此将我们特有的史观称为“技术辩证”。所谓技术，就是不带意识形态的色彩。

　　但1972年年底将至，我们却只知道自己反对的方向，但还找不到《中国科学与文明》相关部分的确切方向。有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们边散步边进行讨论时，决定忽然自然而然冒出来。我们间的对话照例没有前言、分界、顺序或转折。

　　“院长，”我说：“为什么你说英国这里的天气很糟？现在已经11月底了，天气还是如此温暖明亮，世界上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你自己也知道。”

　　“这是异常的，”李约瑟回答：“但不会持续太久。”然后他的话题又转回《中国科学与文明》。“就我所知，”他说（大概是我遇见他后第四次这么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现代科学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都是一起出现的，整批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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