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剑桥，英国(11)

剑桥，英国(11)

　　我抱怨无法从大学图书馆借出书籍时，院长说：“我试试帮你弄一个等同文学硕士的地位。我想可以安排妥当。事实上，我想一定可以。花不了什么钱。”这件事如何做到，正如这个大学城成千上万的事如何做到一样，都已超越我的理解力。但不久后，校方发布公文，我在剑桥停留期间享有文学硕士的资格，一次可以从图书馆借出四本书。更惊人的是，在图书馆的借书处，没有人要求看我的身份证明或公文。单是我的话和借书单上标明的文学硕士资格就够了。

　　我就这样在种种便利与特权之下于Κ-1工作近一年。事实上，我在剑桥待了差两天就一年。原来在我们回美国前，我决定当美国公民。申请时至少要在美国住五年，在我离美前不知已超过多少倍。但我到剑桥就破坏连续性，因此回到美国后必须再住一年。然而，如果我离开美国的时间超过一年，我之前的纪录就无法算数，必须从头开始算，住满五年后才能提出申请。因此我向环球航空订位时，还预留四十八小时，以备班机延误时还有缓冲的时间，不致破坏我对移民局的申请计划。

　　在停留剑桥的一年间，我在周末带家人度假，到过巴黎、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也曾在短程旅行中去过约克、巴斯、温莎、牛津和巨石区。除此之外，我遵照李约瑟博士一周工作六天的行事历，少有例外。我到研究室的时间，早于他和鲁桂珍博士开始动工的时刻，但离开时也比他们停工时刻早得多，因此我独自吃中餐，也不和他们一起喝下午茶。有时候我待得比较晚，看到院长室书房的灯还亮着，显然他们工作到很晚。我对鲁桂珍博士提及此事，她显然想安慰我：“我们没有在工作，我们在打牌。”但我不相信他们会在书房里玩扑克牌。这一年我也了解更多英国习俗：赠礼日，也就是圣诞节次日，是“绝绝对对的假日”。那天方圆半英里内唯一有食物的公共场合，就是玫瑰新月街的巧克力棒贩卖机。不过，元旦却根本不是假日，我知道的商店没有一家不营业。

　　这一年最令人惊慌的经验是，杰夫有一天晚上突然发高烧。第二天他发烧到华氏一百零四度，烧迟迟不肯退，他开始胡言乱语，把我们吓坏了。到晚上，我把他的小床移到我们的大床边。但是在市医院分部值勤的医生拒绝出诊。“给他服些阿司匹林药片，把他放在冷水里！”他对着电话吼叫。我们听从他的指示，不知道对或错。我把他放进冷水的那一瞬间，忽然觉得大错特错。我很恐慌地把他抱出水中，让包着湿毛巾的他紧紧靠在我胸前。他仍然烧得发烫，眼睛半睁半闭，两眼无神，无精打采。我们觉得十分无助，对社会主义医疗制度的信心全然崩溃。第三天，我在研究室对鲁桂珍说起这件事，我不知道她竟然对院长说明我们的困境。

　　傍晚，分部突然来了一位医生出诊，但不是前一天值勤的那一位。最重要的是，这位医生告诉我们，症状显示是一种特殊的病毒，还没有开发出治疗的药，但只会有惊无险，一两天后就会自行痊愈。他并不明白，这个简单的诊断对我们是多大的安慰。白乐地（Brodie）医生刚好是凯思学院的校友，一直和李约瑟博士保持联络。杰夫转好时，我们带他去感谢院长。李约瑟博士弯下腰来以食指戳杰夫的鼻子好几次，也让杰夫戳他鼻子。从此以后，李约瑟成为杰夫的偶像。杰夫听到我们说到院长每两年出一本书，就把几张纸钉在一起，在纸上胡乱涂鸦，对我们宣布他也可以出书。他还向我保证，他有一天要像李约瑟博士一样，完全靠自学学会读中文和说中文。

　　格尔要在艾登布鲁克（Addenbrooke）医院开刀取出肾结石时，我们提早安排，希望完全脱离社会主义的医疗体系。手术是由最好的医生来执行，检查是透过最新的设备。在复原期间，她住在四间高级病房中的其中一间，“享受女王般的待遇”。但全部费用都由美国的医疗保险来支付，幸好我们出国时没有中断，结果我们一分钱都不用出。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都受惠于地主国的医疗服务，有一次和当地的劳工阶级一样享受免费的服务，另一次则是进入上流阶层，自己完全不用出钱。在我们表达感谢之前，我要说，这两次事件让我们在英国社会阶级方面上了难忘的一课，显然还是上流阶层好得多。如果已开发中国家的福利社会都还不够好，很容易想像开发中国家会以较激进的方法解决问题。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一些受过医疗训练的人士有特别强烈的社会良知。

　　在内人康复阶段，李约瑟夫人还来探视。桃乐西·莫以尔·李约瑟是皇家学院院士，本身也有著作问世，当时约七十五六岁（比她丈夫大四岁），必须拄着拐杖走路。然而她仍然走完所有的阶梯，只为了表达夫妻两人的关心。在K-1的墙上有一张她年轻时的大幅木炭画，眼神和现在一样柔和。她曾告诉我们，她初到剑桥时，国王学院前那株比邻近最高建筑物还高的大树，当时才刚刚栽种而已。我们听说，她当时也是政治活跃分子。我们很想听她现身说法，了解她当时及现在对社会正义的看法，但我们没有机会与她进行较长的对话。她来病房探视格尔时，大部分时间都在替病人打气。她告诉格尔，他们第一次飞越非洲海岸时有多兴奋。她建议我们，下次去伦敦时，可以去逛逛雀尔西一带的小商店。从她的闲谈中，我们可以确定，这位身材娇小老太太体内的旺盛精神毫无衰退迹象。

　　我与她丈夫的来往真是很独特的经验。除了我们的通信以外，在剑桥时我们周六下午的谈话更增添交往的新面向。在下午两点，李约瑟博士会打电话请我到院长室，或是亲自过来K-1。既然工作压力已放置一旁，他的严峻表情也跟着消失，有时还会流露可爱的孩子气。他到Κ-1时，外套及贝雷帽已穿戴妥当，有时会立正向我敬礼，模仿教练班长。我们两人常常一起散步，很少不超过一个半小时，沿途会讨论一些主题。我们常常穿梭在剑河西岸的中庭和公园之间，有时他会停下来赞美花草，摸摸树叶，说出植物的拉丁学名。他的介绍丰富了我对剑桥当地历史的知识，他会指点出罗马古道的痕迹，讲一些这个大学城在内战时的轶事，当时克伦威尔就在附近的封廷登（Huntingdon）训练他的铁骑兵。但我们会面的主旨当然是中国的官僚体系，以及其对科技发展的影响。散步后仍无法有所突破时，我们会继续喝咖啡、吃点心，地点可能在大学中心，也可能在评议会办事处。

　　在讨论和阅读双管齐下后，我写出了两百多页的草稿，准备放入《中国科学与文明》第四十八节。从其中又摘成一万字的文章，由我们两人共同署名发表，已刊登在香港、罗马和旧金山的期刊，我还没看过已行刊载的东京期刊。部分与本书读者相关的重点将摘要如后。

　　[1]译注：本书中译本，由北京出版社1980年出版，作者名译作“韩丁”。据该书1966年作者序言，书中所述“长弓村”中文名实为“张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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