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剑桥，英国(2)

剑桥，英国(2)

　　我接到李约瑟博士邀请参加他的《中国科学与文明》计划时，是1967年7月。当时格尔和我新婚未满一年，小儿杰夫只有两周大。我们正要从白原（White Plains）的老玛玛罗内克大道（Old Mamaroneck Avenue）搬到纽普兹，因为我刚获得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教职。

　　在过去两年，我一个接一个认识美国顶尖的汉学家，速度快如连锁反应。起初我结识贺凯教授，他介绍我认识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教授。我参加他们的明代学术研讨会，每次都写一篇文章登在会后的论文集中。狄百瑞又安排我参与富路德博士的《明代名人传》计划，为时一学期。到了夏天，我参与的部分完工，我期望重回教职，完全没想到这时会接获从英国剑桥来的邀请。

　　李约瑟的信装在不起眼的信封内，没有写寄信人的地址，凯思学院的淡红色邮戳也不明显。乍看之下以为是大量邮寄的广告信函，但等我打开，看到第二页寄信人的签名，立刻飞快看完全信，非常兴奋，不禁对格尔宣布：“有人邀请我们去剑桥！”

　　“现在？”她问。

　　“三到五年后。”

　　在这封信中，身为皇家学院院士、英国学士院院士、凯思学院院长、《中国科学与文明》作者的李约瑟博士说，他从富路德博士处得知我的姓名和地址。他还客气地问我是否听过他的系列丛书和计划。他正在着手第四卷的第三部分，接下来的数卷会花上数年工夫。但1970年后，他应该会认真计划写最后一卷。他的问题是：中国很早就将自然科学的知识应用于人类的需求，比西方还要早一千四百年，但为何没有比欧洲早发展出现代科学呢？在社会和经济的背景因素中，一定可以找到答案的线索。他问：“我正在想，也许在进行最后一卷时，不知你有无可能来这里加入合作者的工作？”

　　我回信中答称，我能获邀加入他的计划，深感荣幸。我当然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很乐意成为被考量的人选。他其实可以不必介绍自己和自己的计划，他博学多闻，作品质量皆惊人，已经成为我们领域中学术的代名词，在这一行里人尽皆知。我随手引用几段《中国科学与文明》中我最欣赏的段落，因为其中对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有深刻的见解，我也常在学生前引述。但在他认真考虑我的参与之前，应该对我再多认识一些。

　　原来李约瑟博士曾担任英国大使馆在重庆时的科学参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中国有第一手的了解。国共内战后，他在道义上继续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指出社会主义路线是中国的最大希望。他公开宣称自己是“左派分子”，英国参加朝鲜战争时，他也公开反对。他参加的一个国际委员会证实，美军曾在朝鲜战争时进行细菌战，英美两国政府一度很不欢迎他。就我所知，这些争议都已随风而逝。我自己早就学会接受发生在中国的事，但我的国民党背景不会让他为难吗？在我以前谋职和申请研究经费的过程中，我的政治经历从来不成问题。但我想李约瑟博士应该知道我的背景。所以我告诉他，我曾在蒋介石的军队中担任军官，而且为期不算短，我也是美国陆军参谋大学的毕业生。我吐露这些事实后，又自承我可以在短时间内浏览中国的古文典籍，勾勒其要点，但是生性鲁莽，极度专注细节并非我的长处。

　　我在纽普兹接到李约瑟博士的回信，笔调轻松愉快，显然已接纳我的告白，我的国民党背景一点也不会困扰他。至于我的急性子，他很有风度地说，他做研究时也是一样的。几天后我又收到一大包印刷品，其中包括他投稿登在杂志上的抽印本、演说、书评，以及一本《中国科学与文明》的内容简介。他对我简介他的研究手法、他的风格和他的史观。我们就此持续了好长一阵子的通信，直到我在1972年秋天踏上剑桥的鹅卵石街道为止，离接到他的第一封信已超过五年。

　　借通信交换意见不无帮助。但让我相信“院长”——我和李约瑟博士熟识后，我们家人都如此称呼他——和我在很多方面看法相同的关键因素是《翻身》[1]这本书，作者是威廉·辛顿。本书平装本的封面上有李约瑟博士的推荐辞，对象是给那些想了解中国革命的人。自从平装本问世以来，我就要求修当代中国历史的研究生和大学生，在翻开教科书前，要看完这本书。

　　威廉·辛顿是一名牵引车的技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联合国救援重建组织（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派到中国来。国共内战爆发，牵引车的零件和汽油的供应中断，辛顿被困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内。他改到华北大学（译按：正式名称为华北联合大学）教英文，这是一个和共产党有关的“游击队组织”。1948年春天和夏天，中国的内战进入最关键时刻，大学实际上已经停课，教师和学生被编组成访问团，到共产党占领的重要村落，和地方党工相处，注意和指导已经进行一段时间的土地改革。身为观察员的辛顿先生，前往一个他称为“长弓”的村落。《翻身》融合他的长篇访谈和个人回忆，并收录他注意到的报告、指示和其他文件。这本书依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但不时穿插着倒叙，内容相当多，超过六百页。本书涵盖的期间是从抗战胜利到1948年，前后约三年，接近内战的总持续时间。

　　长弓村拥有“两百多户人家”，“人口共一千人”。村落在山西境内，位于中国旱灾和饥荒密集地区的核心，贫穷和艰困的生活构成村落背景的重要因素。长弓的最大地主不过拥有二十三英亩的地。中国农村最典型的商业交易成为本村的例行公事：农民将规模已经够小的土地当成借贷的担保。高利贷盛行。邻居亲戚彼此雇用当短期的帮手。长弓的基本问题和其他无数的村落一样，在于人口过多，而可分配的土地和天然资源不足，但整个地区仍必须自给自足。村民因此没有选择，只能遵照古老的传统，就是剥削弱者，除非自己愿意等着被剥削。有钱人其实不是太富有，但穷人根本毫无稍事喘息的余裕，稍微不小心，下场就可能是饥饿和死亡。书中的描写让我想起孙中山先生的意见：中国的问题在于普遍贫穷，不在贫富不均。中国的有钱人还不一定比得上西方的中产阶级。

　　但是，《翻身》中的一些段落也让我惊觉自己的无动于衷，这也是国民党的毛病，甚至孙中山也不例外。问题在于，贫富严重不均时，例如在许多已开发国家，其实并不是太严重的问题，前提是穷人的生存不致受威胁。但如果贫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别，即使是贫富差距不那么明显，也会构成最严重的问题，亟需立即改革。我们国民党这边的人大可以说：长弓的一切不是我们的错，千百年来向来就是如此，完全是共产党小题大作，以利他们掌权。事实上，他们持续战争行为时，我们的国家经济被破坏，全国永远没有重建的机会，而他们竟然还把全部责任推到我们身上！村民不曾听过我们上述的辩白，即使有，也绝不会同情我们。只要我们象征“法治”，就是支持现状，因此就是站在剥削者和压迫者的这一边。我们所提出的现代西方生活水准，对他们毫无意义，这里毕竟是中国的山西。“快淹死的人有暴力倾向，”辛顿警告。他证实“人们提到过去，没有不哭泣的。”

　　1938年，长弓村落入日军之手。七年后的抗战胜利日当天，村落是由一连日军支持的“伪军”所看守，被共产党非正规部队轻易解除武装。在《翻身》中，国民党军队从头到尾都没有接近村落，但在每一章节中，由于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撑腰，蒋介石和军阀省主席阎锡山的高大黑影简直无所不在，呼之欲出。国民党即将展开报复的威胁，无论是真是假，刚好形成迫切需要的压力，推动土地改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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