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剑桥，麻省(9)

剑桥，麻省(9)

　　中央集权的政府决定直接从个别的自耕农征税时，为了本身的利益，必须维持纳税人口的数量。政府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将法律机制纳入传统的架构中。地方官掌理的诉讼案基本上是家族间的小纠纷，地方习俗和社会价值大大减弱财产权的观念。我撰写《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时，虽然费正清博士推荐的专家提出建议，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分析财政与货币政策，以了解两者对经济的影响。我列举政府岁入来源，这些来源的相对收入及管理支出的过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模式一再重复，让我对当时的国家经济有相当精确的认识，尤其是其服务水准。

　　在美国独立宣言前夕之际写作的亚当·斯密，对中国有相当正确的观察。他说，中国数百年来达到文明的高峰，但再也无法突破，一定是由于结构的因素，国家的法律妨碍财富的累积。不过，所谓的妨碍倒不一定是出于积极的禁止。对中国这样一个土地广袤而海岸线较短的国家，民法中并没有商业法，政府运作又排除商业因素，这些原因就足以阻碍资本的形成。少数的有钱阶级不论是土地或流动资产多，不论致富原因是在朝为官或财运特别好，都没有办法持久，因为他们无法以有秩序的方式进行多边交易。政府本身也没有促进投资的收入或服务措施。

　　明、清的上述条件有助于长时期的稳定和文化凝聚，却牺牲中国的长期经济利益。平等精神虽然盛行，但全国却迈向土地日稀，人口过多。更糟的是，公众生活中很少出现法律和商业的联系，无法用来推行现代化活动。等到中国丧失非竞争地位，所有的弱点全都暴露于外。革命分子必须套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整个社会，不但为时已晚，而且相当矛盾。中国实施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很简单，不是因为中国够成熟，已经符合《共产党宣言》的时间表，而是因为村落单位残存的互相依赖条件逐渐瓦解，让中国缩短全面整顿的时间，战时动员和其后的改造就是新的开始。毛泽东的崛起不在于他能力过人，而是因为他有办法掌握自然经济运动的趋势。

　　不过，直到1971年之前，我仍然认为明清两代的制度包含着荒谬的成分，尤其在中国前几个朝代财政上采取行动主义的衬托之下，宋代就是一个例子。但是，等到我检视之前各朝代（包括宋代）的失败原因后，我才了解到，明代财政管理虽然在我们眼中显得愚昧短视，放在历史的全貌来看，却更正了前人的错误。因此，我们回溯历史时会感到讶异，因为许多荒谬的情况往前追溯时，都是当时开始合理化的里程碑。就人类历史长期的合理性而言，我们认为是绝对真理的事，可能逐步降成相对真理。

　　然而，如此长的纵深已超越我著作的范畴。《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可以算是失败之作，原因是没有达到作者的有限目标。目录学家照例把这本书编入名单中，学术刊物会援用对琐碎项目的结论。除了他们和书评家以外，我怀疑这本书是否有实际的读者。前阵子伍渥德（C.Vann Woodward）在《纽约时报书评》中指出，学术界人士出版作品，不过是为了和同行沟通。伍渥德教授所指涉的无疑是研究美国和欧洲的历史学家，但研究中国领域的学者可不然。他们竞相自称为某一个没听过领域的专家，忙得不肯注意综合领域的发展。将别人的主题引入自己的作品中，还会被视为自贬身价，显示作者低人一等。

　　学者也不必去注意偏离自己研究主题一百年以上的领域，所以我的书激不起任何涟漪。据我所知，没有一本教科书的作者认真思索过，我所提出的社经状况对现代中国有无影响，而许多不可思议的事继续出现在教科书中。自从《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出版以来，我已收到许多博士候选人的来信和长途电话，询问特定问题。他们的指导教授认定我是知道答案的专家。无一例外的是，答案全在书中。最近有一位研究生问完她所读的相关问题后，对我解释，由于她是治思想史的学生，所以没有看过我的书。我非常想提醒她，帝制末期的财政管理不只是政治经济，也是思想的产物，当相关的技术指标一再出现时，她应该可以察觉其含义。但最后我还是没说出口。除非我的讯息能普遍传布，否则如果只传达给她，可能让这位年轻学者承担不应有的重担，而她还必须努力奋斗以获得肯定，而且一定是透过前人不曾挖掘的题目，那还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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