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剑桥，麻省

剑桥，麻省(1)

　　我的大历史观点在美国麻省的剑桥碰到严重考验。这件事让我至今仍无法释怀，不过也让我坚定意志，决定继续固守我的立场。和十二年后的今天相比，当时的我还不清楚事件的真正意义。我必须从我的角度来说明这件事，原因不只是因为这是我回忆录中重要的一章，而且还因为牵涉到与美国研究中国的权威学者意见相左。我非常崇拜他，也相当感激他，虽然道出这件事的始末可能会引起更多的不愉快。

　　我在中国时，并不熟悉费正清这个名字。身为国民党下级军官的我，接触的都是学界以外的人。但我成为密西根大学历史系学生时，就常常听到他的大名。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费维恺和余英时教授都是费正清的学生。在此之前，从大学时的指定作业、杂志文章、书评，透过与教师同学之间的正式或非正式谈话等等方式，我就已了解并拜读过他的著作。如果有人要认真研究中国问题，却忽略费正清这个开路先锋，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

　　我也不能否认，我自己的史观是建立在费正清打造的大架构上。有时我扪心自问：如果剔除费正清先发展出来的概念，我不确定自己的文章中还剩多少内容。他的划时代巨著《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让我大开眼界，尤其是1948年的初版。透过费正清的作品，我才学到将中国国家和社会视为和西方完全不同的体系。中国的意识形态已经过时，政府运作比现代西方国家肤浅。中国人民的性格内向又不具竞争性，为了与非中国文化共存，不论对象是以前的蛮夷或是后来的现代殖民强权，中国总是试着建立一个孤立的缓冲区，有时还透过外国人的帮助，如此一来就可以过滤双方的接触，减少不安的冲击。如果没有哈佛许多学子敬称的“费公”，我无法想像自己如何发展出一套连贯的中国历史主题，不论是传统或现代史。此外，在我分析中国事务时，我也尝试让物质生活与当时盛行的思想相互交织，这无疑也是受到费正清的影响。

　　我们意见的差异源于一个信念：在判断外国文化——以中国传统为例——时，我们必须保留道德判断，直到充分考量所有的技术层次问题为止。说也奇怪，道德是人类事务的绝对标准，但就历史层面来看，道德却既抽象又随情境而变化。在大历史中，道德标准如何适用于特定例子，必须视时间和局势而定。我们虽然厌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但又不能用道德来要求历史人物达成不可能的任务。也就是说，原则上道德判断必须在可行性层面之前，但就优先顺序而言，又必须置于时空背景之后。

　　我不曾直接和费正清博士讨论这个主题，我和他的意见相左却导源于此。十二年前我还无法理解其微妙之处，但我却顽固违背他的期望，当然令他不快，我却也没有因此而高兴。当时我在他赞助之下撰写明代政府财政的专书，可以说是以荒谬的制度为研究主题。在撰写过程中浮现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深入挖掘并思考这套荒谬制度背后的逻辑？或是运用今日的经济学知识直接抨击其荒谬？当时还不清楚的是，如果循后者的途径，我们就会将技术问题转变成道德问题。中央集权化管理已超越所需的技术支援，这个基本议题暂且不论，我们可能发现无数的明代官员都贪污无能。基本上这虽然不算错，但特别强调也无助于我们的知识。如果这项发现应用于当代中国，更可能造成严重的扭曲。我们将无视于背景因素，看不到中国领导人继承无法运作的制度，只会指责他们模仿祖先，贪污无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将道德判断置于技术层面之前，是美国外交事务常有意外挫败的主因之一，尤其是美国外交官事实上并没有恶意。已故的史迪威将军在他的日记中透露对中国精神的称赞。他在战时目睹，由于情势所逼，一整连的士兵必须推动一长串的载货火车。远远看去，这个长方形的物体就像有无数只脚的蜈蚣缓缓移动。他说，有这样的精神，中国一定可以打败日本。将军似乎因这个实例而想到，中国必须以人力来弥补技术上的差距。但是，面临绝境的蒋介石必须牺牲中国最好的军队（有些是西方特派员所说的“蒋家军”），以宣传这样的精神，达到赢取西方支持的目的，基本上是以战略物资的形式来支援。史迪威却几乎把蒋视为不道德的人物，更在中国人面前挑战他的领导权，因此打击他自己所盛赞的精神。无论是结交朋友或想影响他人，运用这种方式并不可能奏效。

　　费正清博士并不喜欢别人提到“美国帝国主义”。身为已归化公民的我，也不太乐意见到这个不名誉的标签，因为简直暗示我出于自由意志而选择坏人的阵营。但痛苦的事实是，在今日的世界，帝国主义一词却被开发中国家广泛使用。开发中国家极力保卫自己国家的权益，其程度超过我们愿意承认的地步。如果以污蔑之名加诸他们，这种过度反应并无法有效解决问题，而且我们那些在海外不受拘束的机构是否怀有高尚的道德，我们也无法肯定。举例来说，所谓的自由贸易，就是美国企业可以只付低廉的工资，让那些未开发国家的顶尖人才沦为买办阶层，或是借电话和电报出清一个国家内主要商品的存货，因为控股公司在美国拥有账面资产而有恃无恐。种种可能性导致许多国家抗拒美国的影响，这对我们应该是警讯，要我们不能要求其他国家一味模仿我们，违背他们自己较佳的判断力，警惕我们不能未经全盘思考就批评他人，即使是过去的历史也不行。

　　这些误解可以透过大历史轻易解决。必须记住的是，在经济发展史上，美国是特例，不是典型。在独立宣言前夕，英属殖民地的这群人已经采纳了母国的法律制度，设法使农业配合刚萌芽的工业和商业（见其后的英国章节）。在其后的岁月，美国扩大其组织能力，将国家经济的所有部门都置于同样的货币管理之下，并应用到广大的国土上，其间很少受到外国势力的干涉。然而，这并非说美国从此一帆风顺，不用经过挣扎奋斗。在新的共和国体制建立后不久，就爆发谢斯叛乱（Shays's Rebellion）和威士忌叛乱（Whiskey Rebellion），都因税制而起。

　　强制禁运引爆1812年战争，关税纷争导致卡虎废法（Calhoun's Nullification），废奴和各州权利法（State Rights）将国家精英送上战场打内战。所争论的议题包括钱、种族、银行、移民法、累进税制、信用破产、劳工工会、州际贸易、福利和各式各样的社会立法。不过，也因为有这些争议，美国才能成为已开发国家，并且是全球最先进的国家。由于进行改革、重新调适及协调，美国经济鼓励最先进的部门继续精进。开发中国家之所以未开发，是因为并没有做好上述或类似的准备，原因不难想见是出于深藏于地理历史中的因素，以致国家无法采用明显易见的选择。如果没有考虑这些背景因素，直接以美国来比较，等于暗示赢家道德优越，而输家不理性又笨拙。因此，到海外狂热促销美国主义的热心人士常无功而返，在某些极端例子中，他们反而像是成熟听众面前的无知狂童。

　　虽说如此，但这番话已超越了我与费正清博士的争议。此处描述的粗心并非他的性格。事实上，他有时也会对无暇深思的同胞发表类似的诉求。此外，就引起争论的那本书来说，我仍然我行我素，最后书并非由哈佛出版。我在此处添加上一段说明，原因是经过反省及清晰的思考后，我开始了解到，十二年前意见不同的内涵远超过我当时的理解。不安的处境让我重新检视自己的地位，让我清楚意识到，20世纪的中国领导者必须面临技术的困难。这个领悟并没有让我丧失信心，反而有助于历史的长期合理性，因而强化我的乐观心态，这和费正清博士的充满希望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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