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没有特定地点：只不过是历史学家的反省(6)

没有特定地点：只不过是历史学家的反省(6)

　　没有人提过这个事实：在战争的最后一两年，很少将军能得到执行任务所需的恰当工具。身为总司令的蒋介石压力一定更大，因为他找不到人诉苦。他冷不防被问到这个问题，于是向王姓代表和在场听众倾泄他的真正情绪，问他们是否了解到，他们能够舒适平安，要归功于率领着营养不良的士兵、带着不足装备上战场的人。如果有不可能的任务，应该责怪谁呢？是在最恶劣环境下仍然撑下去的人？还是坐在后面批评他们做得不够好的人？

　　总之，说蒋介石政府的特色是腐化无能，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深处。这个问题古老而脆弱，其底线在民国出现之前的数百年。这些情况对蒋的行为模式有决定性的影响。1937年，他带领中国打一场没有计划的战争，就好像禅宗一样，以美感和本能去面对问题，依赖灵感的忽然涌现，而非精心的策划算计。他在大方向中摸索，让后果来决定细节。每当他缺乏执行工作的工具时，他就用决心来填补。幸运的是，对手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因为日本人并没有长期的计划。其后的僵局制造出适合美国介入的时空，最后优势终于转向中国这一边。

　　内战是抗日战争的必要延续。部队已经部署在战场上。接收日军曾占领的城市时，更决定了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性地位。在抗战胜利前，好战者已采取了无可撤退的步骤。对共产党来说，此刻正是绝佳机会，应该趁机完成未完成的革命。虽然国民党军队在内战初期采取军事攻势，但其实打的是保卫战，从头到尾都应该保持被动的角色。国民党再度没有拟定作战计划。国民党短期目标是开发铁路沿线，让经济大概回到1937年之前的状况，但这个目标未曾达成。在这场战争中，消耗才是重点，后续的动员相当重要，但国民党军队却无法改善这些方面。党所拥有的一切，都已在前线了。

　　美国的调停行动只招惹太平洋两岸的怨言。对美国的人民来说，蒋介石贪得无厌、冥顽不灵。他对美国的建议充耳不闻，却急着伸手向美国求助，接受援助时并没有表达谢意，经手后又没有任何成果。对于站在国民党这边的我们而言，美国总是责备得多，帮助得少，而且常常看不到问题的真正本质所在。

　　事实上，误解无处不在，包括亲身经历战争的我们，都无法解读其真实意义。中国文化传承中，最矛盾特别的因素之一是虚有其表的能力。我自己不断重读古籍，才了解其中运作之道。简单地说，你无法评估环境时，不妨大胆假设。情势不利于你时，就将你的信念伸张到不合理的极限，希望奇迹会发生。难以解释一个讯息时，就用夸张的方式加以缩减。这些做法当然会把信仰和一厢情愿混淆不清。不过，在信息传播困难、不可能达成共识的国家中，这些做法自有其目的。在战争期间更是如此，因为没有人确信一定会胜利。

　　多年后，我检视自己在成都的经验时才意识到，这样的力量已影响了我们，虽然我们并不自知。以蒋介石的例子来说，我们发现对他本人很失望后，依然拥抱着这个传奇。我们上床前会嘲笑他的浙江口音，但次日早上，我们提到“我们的校长”时，敬畏之情丝毫未减。在不知不觉中，我们想到蒋介石时，想到的是他扮演的历史角色，他代表的想法和概念，有别于蒋介石本人。根据我和黄埔将领之间的谈话，我确信他们也有同样的态度。因此，保证或事先的承诺就非常重要。只有西方国家一心揭发丑闻的新闻记者，才会以戳破我们的神话为乐。他们指责我们自我欺骗时，多数的国人可能认为他们蓄意无动于衷，有时又怀着没有必要的敌意。以诗人和哲学家为代表的东方，与以逻辑学家和数学家为代表的西方，两者之间的争议可能没完没了。

　　在一番回顾后，我愿意承认，国民党无法整顿社会关系来支撑军队，结果让美国的大量援助变得不切实际。但这个原因不同于杜鲁门政府停止援助的说法，他们觉得原因出在中国无法形成联合阵线。这个争论显示，西方倾向用议会制来解决问题，希望中国实施议会制，让自由派分子和少数党可以扮演关键角色。这项假定必须基于下列前提：议题可以在确定范围后加以辩论；选票可以被调查出来；多数决定可以形成。这些无疑都是美国调停时的辞藻。美国武断决定，国共争斗的问题已经摊开来，政策的不同可以靠谈判来解决，但事实真相却是：一方想借美援来修补屋顶，另一方却想从底部摧毁所有结构。这样的争论不只是发生在前议会制度时期，而且还是前宪政时期。

　　即使是蒋介石的政府有多民主这个问题，也比多数观察家当时所了解的还要微妙。对站在国民党这边的人来说，蒋介石一直很包容异己。只有一心想排除所有人的人士，才会被他驱除。事实上，他将不同背景的人引进政府，包括知名学者和他以前的敌人。但此处就是共产党的论点所在。我们可以用印度的印度教徒和回教徒间的争议，来做为对比说明。印度教可以被赞为精神升华的最高级形式宗教，但也被贬为支持迷信的最低级形式。印度教徒对各式各样的信仰一视同仁，都愿意接纳，因此自认宽大为怀。但是在敌人的眼中，他们并没有贯彻自己的信念，也没有要求别人，所谓的包容不过是假装宽大，却牺牲了绝对真理。有些回教徒更觉得，单是承认印度教的领导权，就等于是放弃自己宗教的基本教义，让自己的宗教在一开始便沦为次要地位，而后就会完全不受重视。

　　我们的共产党友人就是以类似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我们聚集这么多教师、银行家、地理学家、政客、前军阀等，只不过是为了彼此保证不采取危险和激烈的举动，他们看不出其中有何优点或智慧可言。如果我们不能去除各省强人，我们就是军阀体系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能改善农民的生活，我们就是保护地主的权益。这样的态度又激起我们的反感，认为他们太没有弹性，简直是以高压来威胁我们。

　　党派的争吵实际上反映历史的僵局，内战势必不可免，多年后的我们才了解这一点，但交战当时却看不清楚。关键问题在于土地改革，其他不过是其次。问题在于要不要进行改革，如果将这棘手的问题搁置一旁，我们就永远不可能从上而下来重建中国。国民党军队虽然被西方标准视为落伍，却已经超越中国村落所能充分支援的最大限度，因此必须重整后者。但这样的提议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一旦启动后，就没有办法在中间任何时点制止，必须从头到尾整顿，依人头为基准，重新分配所有农地给耕种者。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任何妥协不是不可行，就是在管理上不切实际。如果没有内战，一切可能显得简单容易。多年来，我们只是认为毛泽东太过强烈，一心想着分化，而他的“主义”太过吹毛求疵，太武断，但我们并不了解，他的所有基础工作都是为了最后的摊牌而做准备。我想，我在共产党的友人事先并不知道这一点。不过，由于先前的承诺，他们还是继续坚守阵营。

　　实际上，这场土地改革的细节到多年后才为外界所知。但在内战时，关于过程的零星报道已足以让胆大者心寒。我不能像艾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宣称，就阶级而言，所有的受害者都是罪有应得。我也无法说，所有的受害者都是无辜的，而且改革可以不必流血。我也不能像威廉·辛顿（William Hinton）建议下一代，长痛不如短痛，为结束长期的痛苦，可以容许短期的残暴。假装一切都没发生过，在书内完全不提这件事，又有违我历史学家的角色，我的故事将难以理解。如果哀悼在动荡中的罹难者，又显得我只是假惺惺。面临这样的困境，我只能采取最难但也可能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请命运来承担我们良知的重担，如此我才能接受事实。虽然无法精确地统计，但估计改革过程中约有三百到五百万人丧生，他们大多数是中小规模的地主，大多数是被活活打死。

　　我没有参与此一运动，我既非参与者，也非旁观者，我甚至没有在旁挥舞着阶级斗争的旗子。但我无法完全置身事外。和我这一代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我的良心无法平安，即使我不在现场。多年来我一直知道土地问题的存在，任何一点一滴的消息都指出僵局所在，需要有人去打破。我既然逃离现场，就无法做出道德判断。在这场无异于战争的土地改革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没有能力去宽恕或谴责。这不能和屠杀犹太人相提并论，应该比较接近广岛的原子弹爆炸，是人类社会的污点。如果要提到责任的问题，应该由我们全体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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