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没有特定地点：只不过是历史学家的反省(3)

没有特定地点：只不过是历史学家的反省(3)

　　一个对革命持这么负面看法的人，必须证明自己曾尽心努力过，才能巩固他的立场。我知道父亲不是懦夫，但我希望能从别人口中得知。我青少年时，他会看着报纸的人名，指出他还在国民党的早期朋友。我清楚记得戴愧生这个名字。（字面上是“活在羞愧中”，反映当时革命党人的情怀。）因此，约十五年后，戴先生进来办公室，需要在东京的交通工具时，我在安排妥当后胆怯地问他，是否还记得黄震白。“黄震白，当然！”他大叫。后来我请他和几位朋友吃晚餐。能够从他那里听到先父青年时期的事迹，实在很欣慰。但我知道，体力的勇敢绝对不是我们家族的特征。父亲一定努力证明过，在逆境时他如何正直可靠，就好像我辛苦证明自己不是战场上的懦夫一样。

　　想起父亲，不觉勾起伤心的回忆。1936年，我获得南开大学减免学费的奖学金。当时他一定认为，多年心愿就要达成，眼看儿子可以走向不同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次年对日本开战，全国一片混乱，他的梦想也被戳破。然而，战事发展成全面的战争时，他虽然不安，却更高傲，送走两个志愿从军的儿子。“这场战争我们绝对不能输。”他以复杂的情绪说。他来不及知道珍珠港事变，更不用说抗日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庆幸的是，弟弟从国民党军队的交辎学校毕业，从军三年，最后又回到学校，完成大学学业，经过一连串的长期奋斗后，从斯丹福大学获得机械工程的博士学位。父亲至少有个儿子实践他的梦想。

　　父亲如何影响我成为历史学家呢？他让我自觉到，我是幸存者，不是烈士。这样的背景让我看清，局势中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我不需要去对抗早已发生的事。在安亚堡居住多年后，我又去除了自己的一项坏习惯，不再对历史的呈现方式生气，因为此举不会增进知识，只会增加史学的破洞。我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怀疑论者，但我仍然学到，要想像公众人物背后的动机（包括同行的历史学家），而不是完全赞同他们的声明，纳米尔或毕尔德（Beard）应该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实证主义自然有其缺失，如果应用得太狭隘，可能过早认同偏向“力量即公理”及“最适者生存”的信念。命运预定说的教义，或说是我自己的版本，提供了解决之道。

　　中国的内战不只是信仰或恩宠，不只是救赎或诅咒，而应该被认定是现代史上惊人且空前的事件之一，其过程牵涉许多意外和料想不到的曲折。但是，内战结束时，许多条件再也无法还原。这些条件再掺杂平凡正常的因素，一起驱策中国踏上不归路。起初，整个发展似乎显得离奇古怪，难以理解，包括红旗下的中国，但随着时间演变，那些意想不到的特色全变得较为可信，比较可以和中国的过去并存。这些在在使我们相信，这就是成形中的历史。拥有亿万人口的国家其力量无法抗拒，这些行动就肩负起这个力量，试图突破一百多年来的僵局，因此将超越一个人的聪明才智、一个社会阶层的利益，以及任何政党的口号。

　　这个解决之道已经注定好了，凌驾于我们的道德判断之上。

　　身为历史学家的我，同意西方作者的共识：国民党的运动失败了。但我觉得，不应该只强调其负面。在历史的长期发展中，国民党的运动可以算是壮观的失败，在最终的失败前，毕竟经过辛勤的努力，打造出许多成就。在古老的下层结构和现代化国家的要求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终究无法加以填补。

　　蒋介石的政符，是第一个给予中国人民方向感和希望的政府。它现代化的外观受到其他国家的重视，以至于愿意与它谈判，废除大多数的不平等条约，结束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羞辱和奴役。他的政府是第一个现代中国的政府，动员全国抵抗一个一流强权的全面入侵，而且最后还能胜利告终。这个政府的成功大多出于人类的意志，而不是组织的效率。经过八年抗战后，这种意志无法再持续，组织更受到质疑，让它毫无自保的能力。它甚至无法保护自己的威望。因此其失败更显得一发不可收拾，甚至足以成为整个国民党运动的特征。

　　国民党政府从中国过去所承袭的最大障碍，就是政府财政。皇帝的命令在于维持全国的安宁与平衡。帝制中国没有能力动员整个国家一致投入战争，也无法和组织动员能力如此良好的敌国进行经济竞争。因此，为这些目的而筹资，成为民国的严重问题，无论由谁来掌权都一样。1911年的革命成为头条新闻时，孙中山正在美国旅行。他没有赶着回国，反而到英国去寻求贷款，这时他还没就任民国的临时总统。袁世凯与共和分子的第一场争吵，起因于向国外的银行财团借钱。

　　表面看来，1917年中国分裂成南北两边，似乎是因为辩论是否该对德国宣战。事实上，以北方军阀为代表的派系想利用对德国宣战，取得日本西原的贷款。孙中山宣布背弃西方强权，并在1923年新年前夕拟定亲苏联的政策，原来他打算以南部沿海税收的盈余支撑广东政府的财政，但美国等六个强权却发动海军示威，计划因此失败。美国等国希望用税收来偿还中国的对外贷款，支付以前的战败赔款，而且应该送到北京，以维持海关的独立完整。

　　在对日抗战之前的十年，国民党的南京政府达成关税自主，设置中央银行，岁入来源是沿海关税、盐税和统税（即消费税），并透过发行公债来消除赤字。对于这些财政措施，赞成的批评家认为很进步，反对者则评为倒退，但他们却都被国民党的现代化外观所骗，以为一旦有政策，就一定有替代方案，选择时必须反映政府追求的经济目标。但事实上，国民党政府没有选择或替代方案，财政措施都是以求生存所需的元素组成的。有了财政措施，等于是向前迈开一大步，让全世界知道，现代政府可以靠国内融资生存。无论是希望或幻觉，大有助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建立可信度，让他赢得西方强权的同情，引起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忧心。帮助蒋投入战争的最有力财政工具，就是将银元国家化，以不可买回的纸钞作为法币，1935年末实施，一年半后，卢沟桥就响起了第一声枪响。

　　国民党政府被赶往内地后，所有岁入顿时化为乌有。即使让通货膨胀也无法达到希望的效果。中国内陆到底有多落后，可以如此形容：不但血量不足，更糟的是，连血管都没有。多年后，伊朗国王也面临类似的问题，由于欠缺分配管道，国家财富只累积在上层阶级，不但没有实质利益，反而造成为难的处境。国民党和蒋介石必须在战时面临更为严重的瘫痪后果，却又不曾拥有消化不了的财富。随着法币数量的增加，乡村地区开始回到以物易物，或是非法的银元交易，至少可以降低部分的通膨压力。纸币数量多，流通地区又少，让城市生活更难以忍受，暴利和贪污就此横行。

　　问题可能在于，蒋介石为何敢在这种情况下宣布抗战？答案是他别无选择。如果再对日本让步一次，十年来的辛苦就会付之东流。除非他对日本摊牌，回应日本的挑战，否则他就必须面临国内控制不了的纷争。没有一个个人可以长期稳住一群军阀、前军阀、准军阀，让他们保持微妙的平衡，更不要说共产党鼓噪着要抗日。一向精于算计的蒋介石，此时也顾不得了那么多，只能大胆应战。一般不建议使用这种同归于尽的手段，但有时它也能开启新局。

　　实际上，蒋介石预期西方国家来救援。战事刚开始时，他在公开的演说中宣称，正在进行的“不只是日本和中国之间的问题，而是日本和全世界之间的问题。”我持有的当时一本宣传手册指出，十八个月内，国际局势应该将有利于中国。事实上珍珠港事变爆发时，离卢沟桥事变已经过了四年又五个月。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1937年时的我们都以为，战争可能要持续四年。但战争却打了八年，一定超越大家的想像。美国人看到蒋介石在战争最后阶段“搭胜利的便车”，势必很难对他产生敬意。但对跟随他投入战争，分享他的命运的我们而言，又是完全不一样的看法了。

　　我们的行动当然让我们很羞愧：先贸然投入，再靠山姆大叔来救我们脱困。但对蒋或对我们而言，另一个选择就是投降，在大东亚共荣圈中当兵。多年后，身为美国人和历史学家的我，仍然无法相信，蒋希望美国参战来帮助我们，他的评价居然低于立场相同的丘吉尔。中国最不名誉之处在于，等到美国参战时，中国的武装部队已经没有多少战斗能力。中国已经成为士气低落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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