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密西根：更多的回忆(2)

密西根：更多的回忆(2)

　　这时我们相当困惑于林彪为何下令作战。王对我解释，这是因为整个野战部队持续成长扩大，林彪称自己的军队是东北民主联军，用意在吸收地方上的民兵、武装部队及非正规军队，核心则是从中国北方调来的老练作战队伍。对共产党军队快速扩张的计划而言，能容纳各式各样军队并拥有加以扩充的能力是必要的，这样才能和我军进行消耗战。他们的军队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放弃形式，重视实质。只要能达成任务，有相同力量的战斗部队可以被称为支队、团、旅或纵队，但作战方式和纪律却绝对要一致，一定要遵守基本方针，因此要指派核心干部到步兵班去，以训练出新的干部。林彪指挥的是不折不扣的农民军队，尽量排除所有的都市影响力。灌输士兵信念时，基本上是以教义问答的形式来进行。

　　王对乡村动员的描述吻合其他来源。整个乡间完全被动员整合，紧接战场后方的是动员村落的人员。我们的散兵也提到，他们很难躲避敌军后方的路障，因为全都由村中的少年看守。村民必须供应食物、住处及急救设备。各种后备支持就这样以自动贡献的名义，定期而自动地输送到前线，作战部队完全摆脱后勤的负担重任。有时连长还会获得食物券，可以就近取得热食，之后再由战地工作人员负责补偿。“你们所说的大行李（指一团需要携带的装备）和小行李（指一营的装备），”王一针见血指出：“我们全都没有。”

　　我带着不无敬意的语气表示惊讶，因为匆促成军的共产党军队居然守着四平街这么长的时间，阻止我们于缅甸一战成名的新一军进攻。王上校说，其实很容易。林彪对自行撤退的将领处以唯一死刑，有一天他就下令枪决两名连长。他还告诉我，林彪对新一军有相当的敬意，他原先预料在他猛烈的攻击下，新一军会瓦解。

　　至于共产党军队如何从苏联手中接收日军的装备与补给，王说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有一次某部队遵照指示，前往某兵库接收武器。苏联守卫严正告诉他们，仓库无论如何都不能交给他们。这个部队困惑之余，回去禀报上级，高层人士于是进行调查。最后这些官兵奉命再去一次，这回改在晚上去。他们发现苏联兵全撤走了，在安静的黑夜中，整栋房子中成箱成盒的物资全归他们所有。

　　王的证词几乎就预告了，林彪在东北会成功，国民党会失利。共产党已经找到使用无尽人力和乡间资源的模式，据以打造新的战争机器。就技术上来说，共产党开启“劳力密集”的革命，将一切降到农民层次，以吸引最多的追随者。党所施加的严苛纪律虽然严峻不合理，但却没有遭到抵抗。我们进入东北时，事实上是在重复日本十年前入侵中国的错误。当时日本侵略军的背后有个健全的国家经济，这时的国民党并没有。1937年时的中国并没有足够的武器装备来迎战入侵者，这时的林彪有。回顾当时的状况，我该觉得自己幸运到极点，能够在1946年6月初体面退场，参加去美国进修的考试。我离开时，正值国民党短暂胜利的巅峰期。如果命运以稍微不同的方式介入，我的人生必定全然不同。

　　在王上校投降前十天，国民党在东北的“剿匪总司令”杜聿明将军刚从肾脏手术中复原。他和郑将军在火车车厢内会面。郑将军担任他的副手，也是北方前线的指挥官。杜将军大病初愈，头戴便帽，脚穿拖鞋。除此之外，他全副军装，勋章和肩带一应俱全。两人决议，将驻印军之一的新六军调到北方前线。人数和军火的优势应该会让林彪遭受决定性的挫败。也就是说，以近十万人去对抗六万人，而且都集中在很小的范围内。但是，要调度这么庞大的军力，不可能逃过敌方的侦测。在国民党展开预定的进攻之前，林彪一路撤退到哈尔滨，而且十分匆促。我们等了十周，终于进入长春这个伪满洲国的首都，发现全城完好无缺，电力的供应不曾中断，街车照常行驶。

　　我在大和饭店好好洗了个澡，弥补数星期以来的风尘仆仆。最兴奋的是目睹蒋介石的莅临，那天是5月28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蒋介石降落在大房身军用机场，镇定自制一如平日，但近距离单独看他，会发现他在中国人里算是很高的，不过仍有些脆弱，令人不敢置信。他下飞机时，机械性地说：“好，好，好。”他在飞机库中对聚集的将领进行简短的精神训话。他没有颁发奖章，而是以和他单独合照的方式来奖励将领。他坐在副官从飞机上搬来的椅子上，受表扬的军官站在他身后，稍微靠右边。官方的摄影师拼命忙了不下十分钟，他收好相机时，蒋介石也准备搭机离去。他并没有进入长春市。

　　一周后我向郑将军司令部的同袍道别，展开我的初步行程，接着是一长串漫漫旅程，最后造就今日的我。在其后两年半之间，所有在司令部的人，包括将军自己，都历尽艰辛，直到1948年一个冬天的早上，所有人都被林彪的手下俘虏。我再也不知道王上校的下落。

　　王是否见风转舵，这点很难说。他叛逃时，当然希望我们是赢的一方。但是，如同加入林彪抗日军队的无数北方年轻人，他是基于爱国心从军，而局势也让他无从选择。这并非保证他要将余生投入不感兴趣的农民革命。很多观察家并不知道，王代表中阶干部的尴尬处境，正是内战初期共产党所面临的最大弱点。在他们的领袖人物中，许多都有长征经验，已经踏上了无法回头之路。此外，达成不可能任务的挑战，可以让他们达成个人的满足感。但遗憾的是，下层阶级毫无选择余地。

　　无论斯诺（Snow）或史沫特莱（Smedley）等人如何将他们的自决和解放理想化，残酷的现实却是另一回事：看林彪在四平街留下多少四处横陈的扭曲尸体。这种矛盾的压力和负担，全都要由中间阶层来承受。由于国民党没有能力在乡村地区对抗共产党，不要谈打赢内战了，单是想要迫使对手接受议和，唯一的希望就是在战争初期取得胜利，让敌军的中间阶层丧胆，从而大举叛逃，或许可以借此严重干扰对方的动员能力。这样的假设当然不可能只是臆测而已，事实上甚至还付诸实行。共产党的作战部队遭受一些挫败，但他们设法快速恢复，速度甚至超过以都市为基础的国民党军队。势力增长的一方压力减少，还因此将压力转移到势力消退的一方。

　　我对王上校的同情，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基于阶级根源。不过，我必须说，他和我并没有要共同防御的共同经济利益。他不过比我年长一些。从他说的话中，我推测他应该是属于富农阶级。高中毕业后，他就在日本占领区内闲晃了一阵子，后来才加入林彪的游击队。短短四年，他就当上“作战科长”（相当于班长）。他很快就能研判我的问题，眼神十分灵活，我相信他很聪明。他也很强悍，提到两个连长被处决时，口气上仿佛理当如此，完全没有同情心。不过，这些特质都还不够。林彪从来不曾信任他，甚至没有亲切对待身为幕僚人员的他。他不过被视为档案管理员，老被猜疑，不被信任，这就足以让他甘冒生命的危险，挥舞安全通行令，到达我方前线。

　　再综合其他资料，王的境遇就不令人意外了。林彪必须把各种杂牌军队转变成无敌的作战机器，而且持续动员刚脱离日本占领的当地人民，以支援他的作战部队，无论这些部队被称为团、纵队或支队。无论是历史的大阴谋也好，或是最不寻常的革命运动也好，所有的人员都要被塑造成最原始粗犷的形式，只有单纯和一致才能精确操控大规模的人力。消除城市的影响是不够的，所施加的纪律还必须能预先防范城市的影响。不只是言谈举止要像贫农，连想法都要像贫农。如果容许产生个人优点、个人身份甚至个人意识，人人可能都会从不同角度来评估当前局势。不久就会有人问：为何要与苏联合作？把毫无武力的数千人送到机关枪前，道义上是否说得通？等等。在绝对的要求下，去除特权阶级比去除特权还重要。要重点处理的是抽象概念，思想控制发展成去除性格及再教育的过程，较敏感内省的个人所受的冲击最大。和没有特色的农民相比，这些人的特质可以算是阶级导向。

　　推论到这个层次时，我对在国民党军队的资历几乎毫无遗憾，虽然我们必然是输的一方。连王上校这样的老派人士都选择抛弃的运动，我更不可能加入。不过，共产党是庞大而复杂的组织，其中有许多人都是我的最好朋友，有些则是我深深敬佩的对象。和王上校相比，他们的背景显然是更富有的都市阶级，也更为敏感内省。即使事隔多年，离东北战场也隔了数千里远，对他们的回忆仍然让我在思考时产生许多疑惑。

　　我在安亚堡那段时间的中期时，有一天收到北京的妹妹粹存托人从香港转来的信，她提到她和田伯伯联络过。田伯伯知道我的下落，表达对我的“关怀和忧虑”。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数年，美国和中国仍是敌国。田伯伯的讯息婉转暗示我身为变节者的尴尬地位，我自然不可能满意接受。但由于是在特殊情况下收到他的消息，他的立场不难理解。

　　田伯伯就是剧作家田汉，也就是《抗战日报》的编辑。1938年我替该报工作时，正是国共合作的高峰期。田汉甚至不曾到过在长沙的办公室，他把编务工作交给我的朋友廖沫沙，自己和周恩来、郭沫若任职蒋介石军事委员会下的政治部，当时待在武汉三镇。身为少将的他，训练组织了许多剧团和戏团，培养舞者、歌手、演员和艺术家，振奋战时的士气，成立像联合服务组织（USO）一样的劳军团。他的另一项计划是在武汉城墙上的大型壁画，长达数百英尺，内容是描绘中国人民团结抗战，从长江上远远就可以看到。武汉落入日军手中时，壁画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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