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安亚堡，密西根(3)

安亚堡，密西根(3)

　　至于贪污和无能，我要说的是，这两者的确存在。至于二十亿美元，我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争辩或证实这个数字。美国在抗战胜利前后对国民党的补助，代表的是绝大的善意和不见天日的管理，双方都有滥用之嫌，账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有很大的落差。一般认为，美国替国民党训练和装配三十九个师，通称为“α师”，最后成为国共内战时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部队。但我还没有看到以下的事实公诸于世：α师的设备和补给散置于全国各地，从内陆的军库到沿海的仓库，管理没有逻辑，也谈不上优先顺序。简而言之，某个地方有一堆迫击炮，另一个地方有许多御寒衣物，介于其间的则是短缺和无法计算。那些师级部队穿梭于补给区之间，装满行囊后继续前进。国民党军队并不是败在设备和补给，要说这种话很容易。我大可以作证，受益者并没有得到军需后勤的援助，装备也不够充分，一开始就陷入技术上的陷阱。

　　1946年初我在东北时，国民党的军力可说达到空前之高。单是新一军炮兵营的一〇五厘米榴弹炮，毫无疑问可以解决林彪的“人海战术”。但是全营只有五百发炮弹，而整个东北的炮弹也不超过一千发，几分钟就发射完了。在春末，我曾看到士兵穿着尺寸过大的雪靴，事实上他们应该穿帆布鞋。前线的机关枪很多都没法使用，原因是没有好好上油。

　　既然二十亿美元的补助中，我也花到了一部分，包括我在雷温乌兹念书时每个月领的一百二十美元津贴，我很难有立足点去抱怨。但我的同袍指出，单是要维持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开销，就可以养二十五个中国师级部队。无论美国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他们的配偶子女、电冰箱、汽车、其他家用产品，有时连宠物也包括在内。学校、俱乐部、邮政单位都必须随之设立，汽车调度场也是。我们常会听到：“生活水准有所差距，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但事实上，差距非常大。两国的体质差距太远，直接输血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其实双方都很无知，一名美国顾问团的上校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帮我们整理一套手册，理论上是要告诉我们如何草拟组织表。我稍微看了一下，就告诉班长，可以完全不予理会。例如手册中写着：“战利品和纪念品不应该包括在组织表中。”他显然不知道他在指导哪里的部队，也不知道我们在哪一世纪。战利品和纪念品对我们一点用都没有。我们实际需要的是一些如厕用的卫生纸，因为我们的士兵都还在用竹签和玉米。

　　刘远汉少将是五厅的厅长，有一次美国人建议，一个步兵连要有一百五十名士兵，但只要三名厨师。刘少将大惑不解，我必须对他解释，在美国陆军中，厨师是技术人员。他们有训练厨师的专门学校，教人如何做一百人份的派。他们的野外烹饪炉点的是汽油，是用卡车运送。厨师人数不多，士兵就要轮流当炊事兵，帮忙削马铃薯皮、清洗打扫等工作。我们的美国顾问并不知道，在国民党军队中，厨师天不亮就要起床准备煮稀饭。士兵用餐时，他们必须派出先发人员，背着大锅、水桶、米袋等，往前走个十到十五英里，到达中餐的预定地，寻找井水，捡拾干木块或稻草当燃料。水一定要煮开，有时候还必须向村民买食物，晚餐也必须重复同样的过程。

　　我在安亚堡两堂不同的课堂上，听到二十亿美元这个数字。但是，无论教师或同学都不知道，美国军队丢弃在太平洋群岛上的救济物资和补给品，全都算在二十亿美元中。我不知道生锈的器材如何销账，但我清楚记得，中国政府发给我们潮湿的烟，当成补充的配给。

　　我为什么要提这些不愉快的细节呢？只会使我自己不受欢迎而已。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是历史。当你们低估我们的表现和努力，你们同时过度简化国民党的作为和中国人的性格，最后你们也同样会误解共产党的斗争。如果你们不过是提供发布新闻用的素材，解释美国何以缩手，这也就罢了。但是如果你们想刻划更完整的图像供后世参考，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在50年代，我还没有深究历史，因此无法发掘内战的真正意义。但即使在当时，我已本能地感觉到，内战的层面和在历史中的地位，正被大众严重误解。

　　甚至在当时，我大可以说，一个三百多万人的军队，而且士兵全由农民所组成，花了近四年的时间打仗，如果只是为了保卫一个高压而腐化的政权，怎样说都不合逻辑。问题是，内战末期国民党军队的战败和大规模投降被广为报道，但个人和部队的英勇事迹却几乎不为人知。我在你们的战报中看不到描写战事如何惨烈的事例。就许多战役而言，其残忍还超过对日抗战中的最残酷战事。举例来说，在对日抗战中，我们还没有损失这么多高阶将领。

　　我可以随手举出二十个师长级以上的将领，他们全在内战中捐躯。单是一场战役就折损两名资深将领，邱清泉、黄伯韬将军，两人分别率领第二兵团和第七兵团。张灵甫中将的事迹全中国皆知，1947年初，他率领的整编七十四师被共产党的军队切断时，他和辖下所有军官全都自杀，包括副手、参谋长、高级与下级军官。但外国特派员对这件事略而不提，我只看到罗伯特·瑞格（Robert Rigg）的书提到他的名字，但历史学家根本忽视瑞格其人。我要说的是，我的目的甚至不在于为他们平反，我只想让你们知道，你们的视野有多狭隘。

　　我在密西根念学士学位时，把一些想法和观察写成部分手稿。我在雷温乌兹的教官罗杰·沃考特（Roger D. Wolcott）少校，不久前才退休，帮我好好修改了一番。他把文稿交给他的一个朋友，此人是《圣路易电讯报》（St. Louis Past Dispatch）的编辑。虽然他刚开始很热心，但我从他的来信中看出，他并不喜欢这份手稿。不过他仍然把稿件交给在纽约的编辑，后者很快退回，还表示遗憾。后来麦克格罗希尔（McGraw Hill）的编辑到安亚堡来征求稿件，他看了稿子，很是喜欢，说要和公司谈谈是否能合作，可惜的是，答案是不行。他仍然认为稿子值得付印，写了封信介绍我给他认识的一位出版经纪人，这回整批打好的稿子在六个月后被退回。这样也好，依我现在的标准看来，当时的作品不够成熟。当时的风格激烈好辩，恐怕比我前面数页失望惋惜的风格还糟，后来我就毁了这份文稿。稿件被退，加强了我的信念，也就是在付印之前，要做更多的阅读和反省工夫。

　　我们在驻日代表团时，薪水是由外交部以美元支付。不过，我们的房屋和补给却来自征收。由于我们是占领军之一，我们的补给事实上是由日本政府负责，我得以省下足够的钱到美国去。不过这笔资金很快就花完了，时年三十四岁还是大学生的我，除了学费偶尔可以延后缴纳外，得不到任何单位的帮助，长期的工读生涯就成为很自然的结果。

　　数年前，唐纳德·季林（Donald Gillin）教授（现任教于瓦萨学院）和其他学者辩论到中国内战问题时，多次引述我的说法。不免让别人问到：“谁是这个雷·黄？”唐纳德就会微笑说：“是我在安亚堡认识的电梯服务员。”当时他初次来问我几个问题时，我的确是在密西根联盟（Michigan League）当电梯服务员。我对他说，我不介意回答他的问题，但我必须工作，他可能要上上下下电梯好几次。后来我到纽普兹任教时，他邀请我到瓦萨去演讲，离我不过十英里远。一名女学生得知我的国民党背景，向季林抗议，说我既然在国民党，一定很“肥”。季林必须向她确定，不但一点也不肥，“我认识的雷·黄是相当瘦的”。

　　除了我待在密西根的时间过长以外，工作经验也有助于我的教育。我曾经想，一名外国人要从里到外认识美国的最好方法是阅读《读者文摘》，而且能分辨以下的事：美国城市的“市中心”通常是商业区，至少有一家名为“第一全国”的银行；加油站和停车场通常离市中心有四、五条街远，同时还有公共电话和洗手间；药房通常也兼卖便餐和冰淇淋。

　　我第一天在席尔斯（Sears Roebuck）当收货员时，就不安地察觉到，我加入美国就业市场的准备工夫还不够。仓库里一有人叫：“卡车来了，收货员”时，事实上就暴露了我的轻忽。我应该更有警觉心，我应该感觉到事情会如何进展，并把这当成“第二天性”。我应该冲到收货台，但又不能用跑，而是要大踏步，显示一切都充分在掌控中。我理应挥舞手势，让司机可以轻而易举把货车停在后巷。不过，我却很害怕。我实在搞不清楚，那些司机为什么不会撞到电线杆或是建筑物，我不想因为自己指示错误而让他们惹上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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