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上海

上海(1)

　　从柳州到上海的飞行平淡无波。第三方面军的先遣部队包括两名副司令与二十五名军官士兵。我们又运了一辆军用吉普车，以备不时之需。9月4日午夜后不久，美国C 54飞机起飞。由于经度的差异，等我们到达长江三角洲时，天早就大亮了。虽然这是我第一次从高空俯览，但机底下的景色异常熟悉：一片水乡泽国，村落点缀在庞大的溪流与运河之间。我们飞抵江湾机场时，C 54似乎打算和整齐停在机坪的成排日本战斗机为伍。战斗机机翼与机身上的红太阳，仍然显得邪恶不祥，威胁感十足。还不到一个月前，这还是禁忌的画面。一个人只有做恶梦时才看得到这种景象，否则他绝对无法生还，将所见告诉他人。不过，虽然停驻的战斗机让我们激动，但更令人吃惊的还在后头。

　　前来迎接我们飞机的日本陆军及海军军官，一点也没有我们预期的不快或反抗态度。他们举止体贴有礼，甚至显得快活。一声令下，他们的司机就拿下轿车上的国旗，神色从容，换上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旗子是我们带来的，装了一整箱，准备在各种场合中使用。车队开上南京路，送我们到华懋饭店（译注：即现在之和平饭店）去，套房与房间已帮我们预先准备好了。华懋饭店可能是当时国内最豪华的饭店。

　　地毯厚实，窗帘、桌布、床单等都是顶尖的材质，家具是厚重的柚木，全身尺寸的镜子随处可见。如果想用餐，我们只要到楼下的餐厅或咖啡厅，点菜单上的菜，再签个名即可。由谁来付账，饭店是由谁管理，我始终无法得知。事实上，当时到处都是一片混乱。日军军官看我们受到妥当照料后，向将军敬个礼就走了。他们到底是我们的假释犯人呢？还是我们是他们在政权交替时的客人呢？实在难以分辨。

　　其后数天，我们看到各式各样的日本将军与上校前来会商接管事宜。从他们的态度来看，这只是例行公事，因为他们从来不争辩。郑将军和张将军说话时，他们总是专心倾听，然后回以简洁肯定的“知道了”。他们是真心诚意的吗？他们怎么可能对投降屈服表现出如此少的感情？由于记忆犹新，许多中国人仍然认为，永远不可以信任日本人。我们当时并不了解，大和战士是全世界最直线思考的民族。依他们的想法，一旦挑起战争，必须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暴力来决定。既然力量至上，武装冲突后的决议成为最高指导原则，因此战胜者一旦诞生，就再也没有必要去让其他因素干扰最终决定，也就是终极事实。现在回想起来，日本天皇宣布日本被击败时，和我们接触的这些军官可能反而觉得松了一口气。

　　我们抵达当晚，我溜出饭店到上海市区好好逛了一回。我对上海并非全然陌生，因为在战前曾经来过数次。当时还有以英国为首的各国租界，英国租界从码头区一带开始，日本租界在虹桥区，另有独立的法国租界。各租界有自己的公共设施和大众运输，连警力也各不相同。殖民母国带来了包头巾的锡克人和黑牙齿的安南人，负责指挥交通。有时会看到一连英军在静安寺路上行军，配上苏格兰风笛的军乐。上海也是罪恶的城市，酒吧里有水手及妓女，城里有赛马、赛狗、赌场、黑社会及黑帮老大。但是，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上海是文化中心。所有的电影都是在上海拍摄，许多书报杂志——和人口不成比例——在上海出版，这也是上海充满吸引力的原因。

　　珍珠港事变后，日军全面占领这个国际都会，原先百无禁忌的欢乐大幅节制。不过，令我惊讶的是，许多旧店家居然能安渡战争及被占领时期。先施百货还在，永安百货也是。在法国租界霞飞路上的咖啡厅及餐馆内，女侍是白俄人。部分餐厅仍装有吃角子老虎，商店里满是商品，没有配给或价格管制的迹象。展示的商品包括羊毛织品、丝织品、烟草和知名的威士忌。还有锡罐装的香烟：三堡牌（Three Castles）、绞盘牌（Capstan）、骆驼牌和雀斯牌（Chesterfield）等等。LuckyStrike的绿色标帜并没有在战争中烟消云散，一定是在上海的某个角落躲了一阵子，在战后以原来的面貌出现在架子上。欣赏完种种商品后，我开始替自己买件睡衣，这时才惊喜异常，因为商店不只愿意接受法币钞票，而且法币的购买价值相当于在昆明或柳州的十倍之多。

　　在一家兼营兑换钱币的香烟店里，我很快证实了这个令人狂喜的发现。这家店买卖黄金、美金及法币。我从来没有预期到，任何店家会将我们领到的纸钞视为真正货币。兑换的汇率也对我十分有利，我开始觉得，在飞到上海前在柳州剪头发是多么地愚蠢。如果我延后二十四小时再理头，在柳州花的那笔钱，可以让我坐在上海舒服多了的旋转椅上，剪一整年的头发。我在内陆买点心的钱，足以在这里的上好餐厅享用一顿丰盛的晚宴。我在昆明咖啡厅里付的小费，可以在上海吃一顿牛排大餐。童中士替我卖的两件厚黑呢衬衫，可以让我在这里订做一套羊毛西装。背袋的钱让我顿时成为富翁。

　　正如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指出，在中国内陆和接收前的沿海地区之间，存在着空前的币值差异。（加教授后悔没带现金到上海，无法趁机采购价格便宜到离谱的真丝和绸缎。如果他当时来找我，我就可以帮他忙。我猜他也住同一间饭店。）在特殊情况下，要致富并不难。当时我应该把手上的现金换成黄金，找个借口去搭美国飞机（当时正从事规模极为庞大的部队运输作业），回到柳州，卖掉黄金，再回上海，买更多黄金。正如加尔布雷斯所说，事实上，这是合法的勾当。

　　不过，我不应该为错过大好良机而后悔哭泣。那样的冒险将使我的人生踏上截然不同的轨道，其后果将超乎我的想象。因此，当时胆小的我乖乖把钱留在背袋里，偶尔拿出一小部分来享乐一番。我并没有把这笔钱换成美金，所以后来货币贬值时吃了亏，幸好贬值速度并不快。只要我还有这笔钱财，我的生活就还算愉快。这种“来得容易，去得容易”的金钱管理方式并不算太糟，即使名列全球顶尖经济学家的加尔布雷斯，也没有比我好多少。

　　在上海住了两晚后，我们飞往南京。郑将军负责处理伪政权时代的“伪军”。他和部分军官面谈，决定他们的未来。士兵则被国军吸收，或是转成警力。后来有些人穿着新制服参与在东北的战事。

　　我们在南京时，目睹冈村宁次将军正式对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投降。日军忙着清理受降典礼的场地，这些士兵维持绝对严谨的纪律。输了大战、帝国体系解体、希望和保证落空、牺牲个人和家庭、前途未定带来的压力和焦虑，都无法构成不服从的借口。他们的军官一点也不失去权威，仍然对士兵大叫“你们这些废物”。

　　9月9日这一天，冈村宁次抵达中央军校，签署受降书。在照相机此起彼落的镁光灯中，他显得有些不安，握紧拳头提振士气。军官也好，士兵也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日本人在战争结束时表现出不安。除此以外，无论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翘起的嘴角、鬼脸、不满的抱怨或是一丝一毫的扬言复仇。日本人是一流的输家，他们的自制力超群绝伦。以前的敌人在我们面前表现如此杰出，让我们开始怀疑，他们是否就是传闻中残暴野蛮的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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