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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陆(1)


  第一部 自己的浴室

  中国内陆

  在1945年末,我遇见一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女孩,名字叫安,我对她一见倾心。安的父亲曾经显赫于中国的外交领域,一家人曾经环游世界,兄弟姊妹在家中以英文及法文交谈。她家在前法国租界的西区,房子是西式风格,每一层楼都有浴室。在许多天的下午及黄昏时刻,我从第三方面军总部借出吉普车,停在她家门口。用人会带我进到起居室,我就一直等,只听到走道中某处有座老式座钟发出的滴答声。安很少让我只等二十分钟。

  我的浪漫情怀一开始就注定挫败。即使我的虚荣心再强,都无法骗自己说,安曾经爱过我。但我要求见面时,她响应热切,有时我不去看她,她还会打电话问我是否安好。她派人送来“行行好,看在我的面上”、“让我们来完成一出悲喜剧”等等字条。还有一次,她甚至邀我参加家庭聚会。不过,她会以忧伤安抚的口吻对我说,“我好喜欢你啊”,也就是说,其中自有限度,我再努力也是徒劳,即使我当时并没有竞争对手。这样也好,因为如果她说,“让我们结婚吧,你最好认真一点”,我就会不知所措。我阮囊羞涩,当兵这个职业的地位,在对日抗战后达到巅峰——也许还是数百年来的最高点——已逐渐掉回原先的低点,甚至降得更低。我的新羊毛制服经过适当的熨烫后,勉强让我可以在上海的社交圈中走动。但除此以外,身为上尉的我,甚至负担不起一间套房。我的母亲、弟弟及妹妹仍然住在重庆的山间破屋中,甚至没有自来水可用,更不要说每一层都有浴室了。

  二十七岁的我,是个没有职业的人。多年来我自认加入军队牺牲很大,其实也不算错。但同时军队也充当安全网,让我不必去思考个人的前途、婚姻、经济独立或职业。我深受教条洗脑,总觉得战争结束后,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现在战争结束了,我第一次有机会去面临横在眼前的问题。

  战事于1937年爆发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从军。但我的父亲劝我,他认为,没有宣战的战争,可能随时会被好战分子所终止。既然我才在南开大学念完一年的书,终止学业去从军相当不智,可能穿上军服后才发现战事已经告终。多么巧合啊!9月,教育部要南开、北大与清华——中国北部的三所著名学府,校园已被日军占领——合而为一,在我的故乡长沙成立“长沙临大”,所有费用由政府支付。这真是奇妙的情势,战争把我的学校搬到我的家乡,我们一分钱都不用付。相反地,政府还负担我们的食宿。此外,政府还发给我们一件棉大衣以御寒。我听父亲的话,决定继续学业。

  事实上,很少人在那个学期念到书,许多同学及教职员很晚才到长沙。等到一切安排妥当,靠近上海的大前方防线却已崩溃。12月,日军进入南京,长沙临大奉令再撤到昆明。负担起费用的人走海路,从香港及海丰到昆明的后方。同时走陆路的步行团也组织起来,两个月期间的食粮,由政府配给。

  我没有签名加入任何一种方式,至少有一段时间算是终止大学学业。我从来没有想过,十四年后,我会在美国继续我的学业。我在1938年年初下了决定,父亲和我长谈了一次。如果我一定要去从军,他认为我应该去念军校,取得正式的军官职位。大规模的战争将是延长的战事,我必须想到远期的后果。战事如果拖延十年以上,对我会有何影响?我的父亲多么深谋远虑,不幸的是,他活得不够久,看不到他的许多预言成真。如果他活到抗战胜利,一定会给我更多的劝告,不过我也可能不会听。

  但是在1938年年初时,我并没有和他争论很久。我们达成协议,我并没有被强逼去昆明,加入军队的决定也延迟了半年。到了夏天,情势应该比较明朗。如果到我二十岁生日时,战事仍然持续,我就可以依我自己的选择行事。我因此进入报界数个月,结识了廖沫沙。

  1938年春天,我在长沙等待半年的缓冲期满,无事可做,毛遂自荐去《抗战日报》工作,以求换得食宿,他们也接纳了我。这是一份爱国报纸,社长是剧作家田汉。报纸是采半开大小的画报形式,所有报道都刊在一张纸上。事实上,田汉忙着其他的抗日活动,编辑工作落在廖沫沙身上,还有一些其他人也来帮忙。但是,有一段时间只有廖沫沙和我是全职工作,床就放在办公桌旁。当时我从未想过,他有朝一日会成为名人。他当然就是以“三家村”笔名写作的廖沫沙,和其他两位作家共用这个笔名,在北京的刊物上写专栏,不时讽刺极左派。毛泽东对他们翻脸时,三个人都在1966年下狱,毛泽东趁此发动“文化大革命”。其他两位作家就因此毁于“文化大革命”,只有廖沫沙幸存。至于田汉,在中国的地位就像美国的尤金·奥尼尔(Eugene O' Neill)或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也死于狱中。

  直到最近,我才发现,我结识田汉及廖沫沙之前,他们已当了好几年的共产党员。不过对当时的我来说,不论知不知道,都没有多大差别。在战争开打的头一年,没有人在乎谁是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当时的共产党员一派乐天,充满温情,和叛变压根儿扯不上任何关系。唯一要注意的是,不要和他们起争辩。他们会追着你到天涯海角,从戈壁沙漠跑到海南岛,直到你同意他们的论调,他们才放你走。

  我还在《抗战日报》工作时,就声称要加入国民党的军队。我的一些朋友虽然不见得是共产党员,却建议我改去延安——当时是毛泽东的根据地。他们设立了一所“抗日军政大学”,林彪是校长。我有一些朋友和同学在那里,因此我对当地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在抗日军政大学,他们显然唱很多歌。有起床歌,有早餐歌,有演讲前唱的歌,有演讲后唱的歌。铺路挖坑时都有歌,连上厕所都有歌可以唱。

  此外,他们还有一大堆的“主义”。在延安,人人每个月领两元的零用钱。如果把钱花在买烟草上,就是享乐主义。如果说了个不该说的笑话,就是犬儒主义。和女生在外头散个步,就是浪漫主义。一马当先是机会主义。看不相干的小说是逃避主义。拒绝讨论私事或敏感的事,当然就是个人主义或孤立主义:这是最糟的。毛主席又增加了“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及门户主义”,全都不是好事。不过那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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