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给我们的新认识(6)

　　结论

　　明朝是中国最后的一个“内在的朝代”(indigenous dynasty)［和外族入主的朝代(alien dynasty)有别］，受外间干预的成分少，内在的性格强。我们发觉它对我们当今问题的解释，经常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照前述设计的排列，即使将它与唐宋帝国的扩张性比较，和清朝与民国初年的事物作因果的分析，又把中国传统政治所受天候地理的影响拿来作侧面见证，更和同时期西欧资本主义的生长成育对照，就产生了一个综合的看法，有如中国传统所谓，“中前左右后”。但是我们注重各种因素互相牵连的关系，自信可以避免过度主观的成分。用这样的方法掌握明史，并不是抓住偶尔相似的地方作讽刺性的批评今人今事，也不是受各种“主义”的框框格格的限制，先入为主。

　　这研究的成果，则属于“大历史”的范畴。其中列入的因果关系，以在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为主，对其他细端末节，不过分重视。甚至每个历史人物的贤愚得失，都认作次要。

　　因为如此，我们也顾虑这种立场会遭物议。作史者似乎缺乏评议的中心思想。好像只说会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伦理道德可以全部摈弃不顾。然则这也非作者的本意。

　　我们在20世纪的末期，写作最大的困难，不是缺乏道德的标准，而是各方标榜的道德标准过多；各种道德体系的冲突，尤其可以危害人类的安全，归根究底，我们要认清所谓道德，仍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它必定要透过真人实事，才有具体的价值。以今日世界变化之大，道德的标准也不得不随时修正。一个显明的例子，即是孟子所提倡的低水准平等思想，它在本世纪初期，还有相当高的道德意义，今日我们虽对他用心钦佩，却不能照他的立说行事。它的用心设计，对其他人的关切是一回事，而不假思索，横蛮地强迫执行这种思想，则是另一回事。

　　上面这一图说，可以解释我们提倡大历史的立场。这弧线上的实线部分，代表人类的历史，我们的道德思想和意志，以向空间扩大的箭头表示之，但是它不是实际历史所定的路线。很显然的，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圣贤，也不可能一个国家、一个朝代所做的事统统与人伦物理无亏。所以我们用向内的箭头，表示各人私利观所打的折扣，没有存心的错误，以及历史往事牢不可拔的坏影响。在这关头，我们不能像宋明以来的理学大儒一样，认为“人欲”一定要洗磨得一干二净，才能皈依“天理”。我们不妨接受基督教徒的想法，认为“最初基本的过失”(原罪，original sin)，无可避免。历史是这两种力量的合力，它是好坏的掺和，也是阴与阳的折中。它吸收了人类的过失，也能继续让他们改造进步。

　　我们无法把前人做的事，全部扬除。在大历史上讲，“一切重来”，不可能全部兑现。世间上重要的事情，一事只发生一次；但是后一代的人总要在前一代人的脚跟点开始。这也可说是“定命论”(predestination)。而新旧接替，也等于印度婆罗门教和佛教所说“因果”(karma)。

　　大凡我们处理人类大问题时，在检讨生命的真意义之际，不期而然地就产生了近乎宗教的思想。但是我们的出发点不是神学。只能说是在明史里钻出来，看到它与中国通史的关系，更联想它在20世纪末期，与世界史的关系，就逼出一个哲理的观点，用它做综合历史的工具，倒很合适。

　　这种观点也和所谓“历史主义” (historicism)相近。我们既认为历史是前后连亘不断的事迹，则在以技术观点品评王安石、朱元璋和康有为之后，实无再向他们及和他们类似的大人物拼命以道德作非难的必要。他们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道德立场。这立场既受他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则其道德标准也不是自然法规(natural law)面前的绝对标准。反面来说，我们自己也创造不出来这样一个绝对标准。既有这种领悟，我们更要相信道德是一种绝对性的品质，它是人类最高的理想，我们写历史的人不要轻率地把它提出。因为用它的名义，则必须评判是非，再无妥协转圜之余地。在大历史的范围内，我们宁可以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作评议的标准。

　　大历史有什么好处?答案乃是它的大范围能容物，有“大而化之”的意思，它能吸收、革新、感化、调和并升华各种道德的标准。说到这里，读者也须想到儒家之 “恕”，仅决于“忠”，道家则连“有”和“无”都当做同出而异名。如果学历史的人以这样的眼光工作，则虽没有用道德作口头禅，也用不着害怕自己在漠视道德了。

　　大历史和天文相似，它在长、宽、高之外，另有第四尺度，此即是时间。历史上的事迹因最近的发现而推陈出新；历史上的解释也因为我们观点改变而推陈出新。人类以文字记录的历史，不过几千年，用这短线条去窥测生命宇宙的真意义，大部仍靠猜想。人类的旅程在历史经验之外的部分，我们用虚线。我们用虚线在图上表示，有如康德(Immanuel Kant)所说noumena，可谓为“事物的根源”或者“根源的事物”。我们只能假设它们的存在，不能决定判断things in themselves的真实性格。

　　今天我们提出这段历史观，有一种双重意义：第一，这提醒我们：我们做事，总要出自前人留下的脚跟点，不能天马行空。有些年轻人要求中国立即变为美国。他们忘记了西方的自由(liberty)以中世纪城市的特权(municipal franchise)作基础；美国开国时即已得到了英国的经验，已经使农业和工商业合为一元，也经过各种奋斗，最重要的是内战四年，而它在一个空旷地区内发育成长，迟至1862年的“自耕农屋地法案”(homestead act)还能够让一般公民以极低的代价向政府购地，每家一百六十英亩。今天美国公民的自由，就出于经济发达，高度分工，法律上对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情形的一种保障，没有人可以全部抄袭。而且美国也仍有它独特的问题。

　　第二，又有些像我一样的人，早逾中年，自己年轻时的理想没有达到，又要坚持下一代照他们的路走，甚至效法苏联，称好多理想上的空计划为“人类历史上无可避免的阶梯”。这现在看来，也是同样不实际。中国传统历史和帝俄历史相差很远，而且从今日大历史的眼光看来，十月革命后的很多措施也没有离开“在数目字上不能管理”的一时权宜之计，更不容抄袭。

　　图解上的虚线向前的部分，也似如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所说“世界属于生存者”(Earth belongs to the Living)。我们只能说历史的发展有它一定的规律，但是实际情事展开时，仍有无数意料不到的因素，这样才能使生活保持它的神秘和它的兴趣。我们教历史的人至少还可以对下一代的年轻人说：潘多拉(Pandora)的盒子还没有完全打开，你们仍旧有你们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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