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言》看晚明商人二、客商及其生活(2)

二、客商及其生活(2)

　　明清时代之商业书籍，亦着重于行旅，内中若干款目，为客商雇船搭船之箴言，如《士商要览》称“搭船行李潇然，定是不良之辈”《山西商人の研究》，页309。“潇”字似误笔……即系警告客商，注意同船搭船之人。

　　《三言》又称：“原来坐船有个规矩，但是顺便回家，不论客货私货，都装载得满满的，却去揽一位官人乘坐，借其名号，免他一路税程，不要那官人船钱，反出几十两银子，送他为孝顺之礼，谓之坐舱钱。”此段出于《苏知县罗衫再合》。其叙述亦与晚明情形相符。17世纪御史祁彪佳由漕河南行，有商船三艘，载枣货与之并行，管理临清商税之主事何任白，即令其所有同行者一切商税均免。祁虽未称其接收坐舱钱与否，但因仕宦名势免税一节，似属司空见惯。祁不但不加隐讳，并将其详情，于其日记中叙述《祁忠愍公日记》(绍兴，1936年版)，又周之龙《漕河一》，亦有类似之记载……

　　旅途遇盗，为明代客商常有之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内陈大郎所雇民船，在枣阳遇盗。本钱被劫一空，陈“走向船梢舵上伏着，幸免残生。”有时民船船主亦可能在航行中劫杀客商，以取得其财货。《苏知县罗衫再合》中之船户即为一例。所以明清商业书，均劝告客商，顾及旅途安全，所有财物，尽力掩饰。如“逢人不可露帛，处室亦要深藏，乘船登岸，宿店野行，所佩财帛，均宜谨密收藏，应用盘缠，少留在外。若不仔细，显露被人瞧见，致起歹心，丧命倾财，殆由于此。”又“天未大明休起早，日才西坠便湾船”见《山西商人の研究》，页308~309……前后文字如出一辙。

　　商人在外，通常无法与家人通讯，亦不知目的市场及情形。蒋兴哥去广东一年有半，未曾有书邮到家，其妻室须请算命人问卦以卜其行止。陈大郎既被盗，又旅途害病，其致家书于其妻室，乃托传递公文之吏员代投。故事原文称：“陈大郎心上不安，打熬起精神，写成家书一封，请主人商议，要觅个便人捎信往家中，取些盘缠，就要个亲人来看觑同回。这几句正中了主人之意，恰好有个相识的承差，奉上司公文要往徽宁一路，水陆驿递，极是快的。吕公接了陈大郎书札，又替他应去五钱银子，送与承差，央他乘便寄去。”

　　此一封书信，付费银五钱，始能转递，而仍非普通一般人可经常央便者，因文内称，此传递公文之承差，系牙商吕公旧识，又湖广襄阳去徽州宁国，正当汉水及长江孔道，才有此种便利。不过明朝传递公文之差使为私人带信，则亦为司空见惯。如复社之彼此通知，均利用公家驿传，“名为公文，实私牍也。”《复社纪略》亦称：“比年而后，秦、晋、闽、广，多以文邮置者”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1935），页164，166。参见宫崎市定《张溥とその时代》，载《东洋史研究》33之3号（1974），页338~339……亦系私信公传。其弊在政府邮递，不能任私人公开大规模使用。

　　如缺乏此种机缘时，客商只有托其他客商带信。陈大郎对蒋兴哥云：“兄长此去，小弟有封书信，奉烦一寄，明日侵早送至贵寓。”客籍商人有在他乡开典当铺者，仍与原籍乡里时有往返，有时其差使亦替私人转信。陈大郎在枣阳县，时去大市街汪朝奉典当铺打听，其目的在“问个家信”。不过音讯往返，极不经常。如经常不断时，则前述托承差转信为不必要。

　　商业通讯不正规，为各地物价不正规之一大主因。前述阿寄贩漆于苏州，正遇苏州缺漆之日，因此其利润，“除去盘缠使用，足足赚对合有余。”其贩籼米时，则“兴化米三石一两，杭州石一两二钱。”相去为三倍半以上。此段当然有夸大作用，但客商除往来于生产地区及消耗地区之间预期其物价高低足供牟利外，无法探知其一时之需要及供应详情，则为事实。阿寄之数次获利一倍以上，实为意外之幸运。其反面则为供给超过需要，尚可致客商赔本。亦即经商于明代，多少均带有投机性质。16世纪末年其他文件有时亦论及此情形，如广东之铁，行销于长江以南各省。“每岁浙、直、湖、湘客人腰缠过梅岭者数十万，皆置铁货而北。近年惠、潮铁罄，告开龙门铁山，迄未准行，客商艰于得铁，多怀空银回家”霍与瑕《上吴自湖翁大司马书》，见《皇明经世文编》，卷368……即可见生产地区无法供应，客商仍未悉其详，必至耗费川资，徒劳往返。

　　然《三言》故事中，除《桂员外途穷忏悔》外，无直接记载营业亏本者。一般所叙，除描写旅途不安，客账难收，生活不定外，商人之经济报酬，仍常丰裕。此甚可能为当日常态。明代末年，一般利息均在月利百分之二以上《中国货币史》，页474。寺田隆信之估计为年利百分之三十，详《山西商人の研究》，页323……客商之经营，当必以超过此额或至低保持此收入为目的。如本利之间距离有限，则无人经营。又客商非亲身往返不能成交，旅途又常迟滞逾月经年，则如近代资本主义商业之每次获利微，但其规模渐次扩大，运销渐次集中，而其转载亦渐次经常之方式必难于中国实施。互相比较，明代商业以小规模高利润，不定期运货，而各客商间无直接竞争为原则。前述户部尚书倪元璐呈崇祯帝奏疏，亦称当日商人至北京崇文门所提供之货单，尚列至“一裙一纱”此奏疏载《倪文贞公全集》，亦载于《续文献通考》(《万有文库》本)，页2938。本人节译英文载于William Theodore de Bary(ed.)，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New York，1970)，。

　　唯其如此，商人方能获得高度利润。万历时耿橘之《平洋策》称：“商贾获利三而劳轻……贩盐获利五而无劳”此《平洋策》载《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库善本)册5，节录于《山西商人の研究》，页327……原文笼统欠确切，其前文则称：“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则似称商人获利为其本金三倍。其系一年或一次旅行往返之成果，或多次经营之所致，则未阐述。唯其印象为商贾获利多，则无可置疑。又多数日本学者，引证《史记》，亦称传统中国商人，纵忠实不苟且，每次资本转运之余，亦必获利为其本金五分之一，稍急进者，则为其本金三分之一《山西商人の研究》，页290……亦即三次周转，本利相埒。若此为经常情形，则可知商业发展，不能与现代社会情形比拟。其背景为商业资本有限，信用未展开，安全无保障，非利润高商人无法从事。商人虽在此情形下通有无，各地物价仍相差至巨，运输脚力囤站盘剥税金等，尚在前述利润之外。是以物资流通有限度，各地生产亦受商业利润之拘束，农村过剩之物资及劳动力，亦不能有利使用。

　　客商既在本籍及经商之地均有接触，则其经商多以两端物资互相周转。如阿寄之以银换漆，以漆换米，又以米换银。《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之吕玉，原籍常州，仍往附近嘉定太仓收买棉花、布匹，贩运山西，回时又“收些粗细绒褐，转来发卖。”因其旅途操劳，既有其一，不如并为其二也。

　　然物资周转，不能随时遍地皆然。长江三角洲地区，物产富饶，常为通商时银货入超之区。即该地区，税收较各处为多，民间白银既以付税方式缴政府而转运于华北，则必赖以当地土产吸收华北之白银，方可在长期中保持平衡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p80。是以商人经常携带现银往该地区采购物资。清初叶梦珠云：“吾邑(上海)地产木棉”，所织标布，“富商巨贾操重赀而来者，多或数十万两”《阅世篇》，卷7。节录于《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1957)，页21……又前述“浙、直、湖、湘客人腰缠过梅岭者数十万”，均似称一年之内，商人携现银入境，可积累达数十万两。

　　《三言》非研究商业之专著，无计算其总数之处，但各章节间，均有各地客商亲携现款之记载。《施润泽滩阙遇友》称施途拾包银六两，自忖：“若是客商的，他抛妻弃子，宿水餐风，辛勤挣来之物。”足见客商身携白银，是为常态。《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称客商有银二百两，亦藏在“搭膊”之中。二百两为重十二斤有半，其赘疣情形可见。《陆五汉硬留合包鞋》（《恒》)亦称：“兜肚有两锭银子，每锭十两重。”即《卢太学诗酒傲王侯》所称卢楠，虽系地主而非商人，“雇工的也有整百，每年十二月中，预发来岁工银子，银藏在兜肚中。”

　　即使资金超过“腰缠”之可能性，明代商人仍自身携带，此可在《三言》资料之外窥见。如《客商规鉴论》云：“身携万金，必以安顿为主。”所述“万金”实际为白银万两，为重六百余斤，虽则文字为概叙，不必完全符合事实，但所携之本银，谅非小量。同书又云：“囊沉箧重，亦要留心，下跳上鞍，必须自挈，岂宜相托舟子车家”见于《山西商人の研究》，页300……其行李中所藏珍物，亦显系白银。

　　明代剩余资金，因无信用存款之机构，除经商及高利贷之外，只有埋藏地下。施润泽两次掘地得银，每次均在一千两以上。《杜子春三入长安》(《恒》)叙隋代事，但其中所说“他祖上埋下的银子，想被他掘着了”，可视为明朝社会常态。《膝大尹鬼断家私》内，倪太守竟埋金一千两，银一万两。虽其数量可能为小说作家之渲染，然藏银地下，则为富家习惯，其他资料，亦称如是《中国货币史》，页480；周玄《泾林续纪》（涵芬楼本），页5。，情节确凿，为中国商业资本不能发达之又一因。

　　《三言》中所叙之客商，无一人携眷经商。生活裕如之客商，则在客处娶妾。《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之薛婆称：“大凡走江湖的人，把客当家，把家当客”，即指此种趋向。《杨八老越国奇逢》中有诗一首，开句云：“人生最苦为行商，抛妻弃子离家乡；餐风宿水多劳役，披星戴月时奔忙。”因此杨亦在漳州另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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