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自传二、一个苦学生

二、一个苦学生

　　湖塘村共有八十余户，其中欠债欠租，朝夕不能自给的，就有七十余户；负累不多，弄到有饭吃有衣穿，差堪自给的，只有七八户；比较富有的只有两户。

　　从远处望去，我这村庄的外景，还是很好看的：村背靠着两座矮山，山上都长着茂盛的树林；村的周围，长着许多花果树，全村的房屋，都被深绿的树木掩荫着。村前是三口养鱼的塘，水明如镜，每天早晨，全村妇女们，都在这塘里洗衣服。鱼塘的前面，就是一块大田畈，在春深时节，满畈尽是绿苗，微风吹来，把绿苗吹成一层挨一层的绿的波浪。更远一点，就是一条小河，弯弯曲曲的流着，流进村右边的水口林里，被树林遮住不见了。四围的树都长出绿叶，在绿叶里跳上跳下的各种鸟儿，都鸣出悦听的声音，互相唱和着。戴笠的农民，三三两两的散在田畈上，弯身低头地在做工。这样的农村美景，比起拍照的风景片来，我觉得并不会逊色，不过我自愧不是一个文字家，不能很美丽地将它描写出来。

　　但是，这只是村的外景，倘若你走进村里去看看，那就有点不雅观了。道路是凹凸不平，柴屑粪渣，零零散散地散布在路上；房屋多是东倒西歪的，新的整齐的房屋很少；房屋内都是烟尘满布，鸡屎牛粪，臭秽难闻；村内的沟渠，也是污泥淤塞，臭水满沟。各种各样的虫蚁，到处蠕蠕地爬动。到暑天时节，蝇子统治日间，蚊子统治夜间，真有点令人难堪。如果久在城市生活惯的人们，初跑进这样的乡村中来，一日都觉得难过下去的。在这样污秽环境之下，生病的人，就不少了，尤其是暑天，打皮寒(1)烂脚的特别多。如果你要责备这些农民，为什么这样不爱清洁卫生，不实行“新生活运动”，那我可以告诉你，他们被人剥削，苦到饭都弄不到吃，哪里还有余力来讲清洁卫生；苦到几乎不能生活，哪里还能实行新生活。比如一个农民患着隔日一来的一寒一烧的病，他晓得这是打皮寒，他又晓得治皮寒顶好的药，就是鬼子丸——金鸡纳霜丸，农民只晓得叫鬼子丸，当他问人：“鬼子丸多少钱一个？”“一百钱一个。”（乡村的药卖得贵，每丸要卖一百钱）“吃几个就会断根？”“总要十几个才会断根吧。”“那吃不起，还是让挨下去；有命就会挨好来，挨不好，死了就算吧！”买几个皮寒丸来治病都无钱，让他尽病下去，病到后来，多数是肚皮上硬起一块，眼珠发黄，农民不知是脾肿胀，而说是肚子里结了一个血果。病到这个地步，这人的健康，是永难恢复的了。小孩子打皮寒，更挨不住，寒烧十几次，就会瘦得一层皮包骨头地死去，每年暑天小孩子死得很多。烂脚也是一样，开头只是一个豆子般大的毒口，发红发肿；让他摆着没药医，过了几天就烂到盏口一般的大了，再又过几天，就烂到碗口一般的大了，再尽过下去，他就成了一个“老烂脚”了！中国工农贫苦群众的身体和生命，都是如此的不值钱的。我每年暑假回家的时候，看到村中如此情形，心里总感着难过，合得(2)将它改良一下才好；但是左想右想，终想不出一个改良的方法来。不彻底革命，你会有什么力量来改良农村，从前一些热心新村运动者(3)，他们到底做出来一点什么成绩，他们不都是宣告失败了吗？只有苏联，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才把全国农村，不是改良而是彻底的改造了，千千万万的农民都得到完全的解放，这是我们应该走的一条正确路线。现在把话说转来：我这村庄的情形如此，其他村庄的情形——说远一点，全中国村庄的情形，据我所看过的，又何尝不都是如此！中国农村的衰败、黑暗、污秽，到了惊人的地步，这是人人知道，毋庸讳言的了。

　　在我村内，我家是一大户，男女老少，共三十余口，经济地位是足以自给的中农。我家种田二百余亩，有百余亩是向着地主租来种的，每年要向地主纳租二百余石。我家的男人，凡能耕种的，都一律种田；小孩子就放牛；女人在家里烧锅弄饭，洗衣喂猪，以及纺纱绩麻，也要做着极大的劳动。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我父亲的兄弟们以及我同辈的兄弟们，每人都只准到私塾读三年书，即出来种田。“认识自己的名字，记得来工匠账就算了，还想什么进学中秀才？”这是我家里的人常说的话。至于我们的姐妹，他们是女子，照老道理来说，女子是不必读书的，而且又是“赔钱货”，长大了总是要嫁人的，更无须读书，所以她们没有一个识字的。

　　我呢？我还是多读了几年书，原因是我的天资，比较我的兄弟们都聪明一点。我在启蒙那一年所读的书，就比同塾儿童三年读的书还更多。训蒙的老先生，是一个穷秀才，他高兴起来，认我是个可教的孩子，就对我讲解些书中的字义文义。读过几年之后，我也就能够作些短篇文字了。我的父亲(4)，到这时也不忍要我停学，就勉力让我继续读下去。

　　我到十七岁时，才进高等小学校，在校得与邵式平(5)同志认识，三年同班，朝夕不离，情投志合，结为至友。

　　在一九一八年，全国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所提出的亡国二十一条的运动。爱国运动，波及到弋阳时，我是最爱国的一分子。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企图灭亡中国的横暴，心里愤激到了极点，真愿与日本偕亡！学校里发起的抵制日货、向群众讲演和示威游行，我都是忘餐废寝地去做。为得立誓不用日货，我曾将很不容易买来的几种日货用品，如脸盆、牙刷、金刚石牙粉等都打碎抛弃，情愿自己没有得用。

　　二十岁在高小毕业，父亲东扯西借，借到几十块钱给我来省。我投考到南昌工业学校，读了两年，又因学校的腐败不堪，闹了一次风潮开除出来。

　　一九二二年，再到九江南伟烈学校读了一年，以后真是借贷无门，也就只得辍学了。

　　总计我共读了十一年书，在私塾五年，没有用什么钱，以后到高小、工校、南伟烈学校读书，都得用些钱。我读书用的钱，比较豪富学生用的钱，是不及他们用的百分、几百分之一，但每块钱都是从人家借来，六年用去的钱，连本带利，就变成一笔七百元的巨额债款了。这笔债款，真像一块千斤重的石头，压得我全家人无地自存！（那时我大家已分居了）我的父亲母亲(6)，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处在忧愁之中，为的就是这笔债款不能还！他俩老人家，每夜鸡鸣时候，就都醒了。他们谈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债！“这笔债款尽欠下去，是不得了的呀！怎样才还得清这笔债呀！咳！咳！咳！……”结果，总是长嘘短叹到天明！我年暑假回家，最怕听的，就是这一类的话；但我的父亲母亲，总是哭丧着脸，尽以这一类的话对我谈，真逼得我坐卧不安！我如此亲尝着这负债的苦味，深味着负债人心中不可描画出来的深忧！我在二十三岁时，决然废学，固然是借贷无门，无法筹得学费；同时也不愿因我一人求学，给全家人以如此深重的忧愁！

　　【注】

　　(1)即发疟疾。

　　(2)方言，“应该”的意思。

　　(3)19世纪初，法国有一部分文人学者，因感于社会的腐败，主张以互助友爱为基础，在农村组织新村落，以之为理想社会的模范，这种运动，称新村运动。以后日本则有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试行。五四运动后，我国一些受这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青年，也把建立和发展“新村”式的小组织当成改造社会的捷径，幻想通过树立典型，扩大影响，把旧社会改变为新社会，而不是要通过革命的手段，来改变旧的社会制度。这也是所谓“新村运动者”。他们在我国推行了一阵子，结果都失败了。

　　(4)父亲方高翥，江西省弋阳县人，幼年读过私塾，粗通文墨。一生务农，曾兼做过茶叶生意。1934年病故。

　　(5)邵式平（1900—1965），江西弋阳县人。192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在南昌从事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同方志敏一起发动弋（阳）横（峰）暴动，是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1934年参加长征。解放后，先后任中共中南局委员，江西省委第二书记，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1965年3月病逝于南昌。

　　(6)母亲金香莲（1878—1957），江西省弋阳县人。聪慧贤淑，勤俭治家，闻名乡里。55岁时，小儿子方志慧牺牲，越年丈夫病逝，再越年大儿子方志敏英勇就义。仅有的两个儿子牺牲后，流离失所，衣食无着，仍含辛茹苦独自艰难抚养孙辈成人。建国后，随儿媳缪敏居省城南昌，颐养天年。1951年，获中央人民政府南方革命老根据地访问团团长谢觉哉代表中央政府授予的荣誉勋章。1957年10月5日在南昌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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