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来的绘画_丰子恺

将来的绘画

　　从各方面观察，将来的绘画，必然向着“形体切实”与“印象强明”两个标准而展进，形体切实是西洋画的特色，印象强明是东洋画的特色。故将来的绘画，可说是东西合璧的绘画——不过，这所谓东西合璧，不是半幅西洋画与半幅东洋画凑成一幅，而是两种画法合成一种。不在纸上凑合，而在画者的心中、眼中和手上凑合。不是东洋画加西洋画，须是东洋画乘西洋画。不是东西洋画法的混合，须是东西洋画法的化合。

　　东西洋两种画法比较起来，互相反对的差别有四点：第一，西洋画向来是“如实”描写的，故其画类似照相。布置取舍固然与照相不同，但在一局部物体中，如实描写，与照相相类似，像写实派以前的西洋绘画，这点特色尤为显著。反之，东洋画向来是“摘要”描写的，故其画中之物与实物迥异，坦白地表示这是绘画，并无模仿或冒充实物的意图。画的世界与真的世界判然区别。故看画时感得实际世间所无的特别强明的印象。

　　第二，西洋画的布置向来“紧张”。一幅画中，往往自上至下，自左至右，装满物体，近景、中景、远景，往往俱收并取在一幅画中。凡眼前所见布置美好的状态，皆可以如实描写之，使成为绘画。故其画一见就有真切之感。反之，东洋画的布置向来都“空松”，往往把天地头留出很多，着墨的只有画纸的一部分。有时长长的一条立轴中，只在下端孤零零地画一块石头，或者一株白菜，不画背景，留着许多的白纸。因此一幅画中的主要物体非常显著，给看者以非常强明的印象。

　　第三，西洋画由“块”组成，例如所谓没骨画法，印象派以前西洋画中盛用之。其法照物体实际的状态描写。不用显明的线条，只在块与块相交界处略略用线分割。然其线不是独立的东西，只是各块的境界，与照相中所见的相近似。故西洋画非常逼真。反之，东洋画由“线”构成，线除了当作形体的境界以外，又具有独立的意义，有面积，有肥瘦，有强弱，有刚柔。有时竟不顾形体而独立地发展，成为石的种种皴法，及四君子的种种笔法。故东洋画坦白地表明它是画，不是模仿实物。因为实物上是只有界限而没有独立的线条的，因此东洋画的表现非常触目。

　　第四，西洋画因为如实地描写，紧张地布置，不显示线条，所以一幅画中必然有统一的中心，稳固的根基，表出一种“完成”的实景。反之，东洋画因为摘要地描写，空松地布置，又用独立的线条，故一幅画中没有统一的中心，物体都悬空地局部地写着，表出一种“未完成”的趣味。故西洋画所写的是常见的现象，东洋画所写的是奇特的现象。

　　由上述的四种差别，可知西洋画法的特色是“形体切实”，东洋画法的特色是“印象强明”。例如现在前面走来的是个女人，用西洋画法在油画布上表现起来，是照现在望见的状态描写，虽不奇特，而很逼真，一望而知为一个行路的女人。倘用东洋画法在宣纸上表现起来，是看取其人的特点，加以扩张变化，而夸大地描写。虽不逼真，然而“女”的特点非常强明地表出着，试看古画中的仕女，大都头大身小，肩削腰细，形体上完全不像世间的人。然古代女子的纤弱窈窕的特点，强明地表出着。

　　近世纪以来，东西洋两种画法已开始握手。乾隆年间，意大利人郎世宁把西洋画法混入中国画法中，描出一种西洋画化的东洋画。大致像现今流行的一种月份牌画，而技术高明得多。十九世纪末，法兰西人塞尚（Cézanne）把中国画法混入西洋画中，创制一种东洋画化的西洋画，成为近代西洋画界的主潮。二十世纪以来，汲其泉流的画家，世间到处皆是。现在中国的油画家，也有不少人受着塞尚的影响，在那里描写中国画化的西洋画。本来是自己家里的东西，给别人拿去改装了一下，收回来似乎新奇些。但其实也并非完全如此。

　　现今的世间，自科学昌明，机械发达，而交通日趋便利以来，东西洋的界限渐渐地在那里消灭，有的东西早已不分东洋西洋了，例如轮船、火车、电报、电灯等，原是西洋的东西，但是现在普遍地流行于世界，不认它们为西洋独有的东西，为的是这种东西最便利于人生，比世间一切舟、车、通信方法、照明方法都要进步，就被全世界所采用了。艺术上也是如此，例如音乐，绘画，建筑，东洋虽然也有固有的技术，也曾经发达过，但是在现代，都不及西洋的发达而合于现代人的生活。所以现在的西洋音乐法，已成为世界音乐法，被全世界的学校的音乐科所采用了。

　　现代的西洋画法，已成为世界的画法，被全世界的学校的图画科所采用了。现代的西洋建筑术，也将成为世界的建筑术，“洋房”这名称将渐渐地被废除了。故塞尚一派的画法，其实也不完全是西洋画法，不妨认之为现代的世界的画法，照这画派的展进状态看下去，将来一定还要发达，同时东西洋画风和合的程度一定还要进步，即东洋的“印象强明”与西洋的“形体切实”两特色，将更显著地出现在将来的绘画中。

　　这不是凭空猜拟，而有着社会的必然性。今后世界的艺术，显然是趋向着“大众艺术”之路。文学上早已有“大众文学”的运动出现了。一切艺术之中，文学是与社会最亲近的一种。它的表现工具是人人日常通用的“言语”。这便是使它成为一种最亲近社会的艺术的原因。故一种艺术思潮的兴起，往往首先在文学上出现，继而绘画、音乐、雕刻、建筑都起来响应。故将来世界的绘画，势必跟着文学走上大众艺术之路，而出现一种“大众绘画”。

　　大众绘画的重要条件，第一是“明显”，第二是“易解”。向来的西洋画法，其如实的表现易解而欠明显。向来的东洋画法，其奇特的表现明显而欠易解。兼有西洋画一般的切实和东洋画一般的强明的绘画，最易惹人注目，受人理解，即其被鉴赏的范围最大，合于大众艺术的条件。

　　中国画的描写，有许多地方太不肖似实物了。例如远近法，在中国画中全不研究。因此物体的形状常常错误。山水，人物，因为都是曲线，远近法的错误还可以隐藏，看不出来。但中国画描写到器物及家屋，就几乎没有一幅不犯远近法的错误。中国画所可贵的，就是不肯如实描写，而必描取物象的精华，而作强烈明显的表现。反之，西洋画的描写，太肖似实物而忠于客观了。过去的大画家的名作，例如米勒（Millet）的《拾穗》（The Gleaners）、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的《晚餐》①（①指《最后的晚餐》。）（The last supper）等，铜版缩印，看去竟同照相一般。若能选集照样的人物和地点，竟可以扮演起来拍一张照，以冒充名画。这种如实的描写，对观者的刺激力很缺乏。照相一般的东西，使人看了不会兴奋起来。惟其可贵的，是逼真而易于理解。无论何人，看了都有切身之感，因为画中所写的就是眼前的现实的世间。把这两洋的绘画的特长采集起来，合成一种新时代的世界艺术，在理论上与实际上都是可能的事。

　　这种新时代的绘画，在现今的世间已有其先驱。最近盛行的版画、招贴画（Poster）以及商业的广告画，皆是其例。版画用黑白两色，用线条，用单纯明显的表现，近于东洋风的插画。一方面又用切实的明暗法，远近法，构图法，仍以西洋画风为基础。最近新俄版画非常杰出。中国也有人在那里研究木版画了。像《现代杂志》所附刊的版画集，里面有许多新颖可喜的作品。然每每觉得，看了旧派西洋画之后看这种版画，好像屏息了许久之后透一口大气，感觉得怪爽快。看了中国画之后看这种版画，又好像忽然从梦境里觉醒，感觉得很稳妥似的。

　　主义、运动的招贴画，则明了与易解，尤为必要的条件。为了欲引大众的注意，常把物象的特点扩张地描写；为了欲使大众易解，常用文字为补充的说明。至于商业的广告画，则不顾美丑，一味以易解与触目为目标。甚至丑恶的形态，不调和的形态，只要具有牵惹人目的效果，就都算是“商业艺术”。其实这种不能算为艺术，只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一种手段。若强要称它为艺术，这种艺术已被资本主义蹂躏得体无完肤了。不过，在求大众的普遍理解的一点上，这里面也暗示着未来时代的健全的新艺术的要点——切实与强明。

　　现代艺术论者称这种新时代的艺术为“新写实主义”，“单纯明快，短刀直入”。这八字真言，可谓新时代艺术的无等等咒①（①无等等咒，出自《心经》，尤指最高境界。）。现代各种艺术，都以此为主导的倾向而展进着。

　　例如建筑，排斥从来的繁琐的装饰，而以实用为本位，取简单朴素的形式，像德意志现代盛行的新建筑便是其例。上海也有这种新建筑样式出现了，像天通庵车站旁新近改造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兵营便是其一例。

　　又如文学，现代德意志小说界盛行的“新写实主义”，就是出现于文学上的“新写实主义”，用现实社会的现象为主题，取纯化洗练的笔法。又有Proletarianrealism（普罗写实主义）的小说，取报告的形式，作为大众教化的一种手段。其形式简洁明快，有如Poster（招贴画）的绘画。

　　又如演剧，舍弃古风的心理描写，而取简洁明快的性格描写，务求场面转换的多样与快速，以集中观者的注意。演剧与文学本有密切的关联，现代小说与现代演剧当然取一致方向。

　　又如所谓商业艺术，商店的橱窗的装饰也取单纯明快的式样，不复以浓丽繁华为贵，西洋的商店的Showwindow（橱窗）装饰，也颇不乏快美的作品。大概取适度变化，使观者感觉爽快；同时以简洁的技术，把商店性格化，作为广告手段。例如服装店里的人体模型（Manikin），为橱窗装饰中最富艺术味的题材，那里模型取种种姿势，用种种雕塑法，施以适宜的背景。若能忘记了商业广告的用意而观赏，正像一幅立体的绘画。

　　又如现代的照相术，也跟着同方向进步着。不复如前之模仿印象派绘画，而注重镜头机械能力的写实。现今的艺术的照相，不复印象模糊而带着玄秘感伤的趣味，贵乎简明地摄取物象的性格，短刀直入地表现Volume（景深）的效果。

　　绘画当然与上述诸艺术同源共流。以前（指二十世纪初）流行的所谓“新兴艺术”，如立体派、未来派、构图派等以圆形记号为题材的绘画，在今日都成过去的东西。现在的绘画，向着“新写实主义”的路上发展着。新写实主义所异于从前的旧写实主义（十九世纪末法国Courbet﹝库尔贝﹞等所倡导的）者，一言以蔽之：形式简明。换言之，就是旧写实主义的东洋化。

　　二十三年四月廿四日为《前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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