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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五言诗不起于李陵


  比上一说历史较长根据较多的,是李陵创五言之一说。这一说始于甚么时代,我们也很难考,不过班孟坚作《汉书》,大家补成的时候,还没有这一说(可看《李陵传》)。建安黄初时代有没有这一说我们也没有记载可考,而齐梁间人对这还是将信将疑的。所以刘彦和说“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

  我们不信五言起于李陵一说有好几层理由。(一)《汉书》记载苏、李事甚详,独无李陵制五言诗一说,在别处也无五言诗起源之记载。(二)自李陵至东汉中世,时将二百年,为人指为曾作五言者,只有苏武、李陵、班婕妤、傅毅数人,直到汉末然后一时大兴,如五言已始于李都尉,则建安以前,苏、李以后,不应那样零落。(三)现存五言乐府古诗无丝毫为西汉之痕迹,而“游戏宛与落”为人指为枚乘作者,明明是东京(玉衡指孟冬一句,为人指为西汉之口实,其实此种指证,与法国海军官兵某以“日中星火”证《尧典》为真,同一荒唐)。(四)汉武昭宣时,楚调余声未沫,此种绝整齐之五言体恐未能成熟产生。(五)最有力之反证,即《汉书》实载李陵别苏武歌,仍是楚节,而非五言。(六)试取《文选》所指为苏、李赠答诗者一看,皆是别妻之调,无一句与苏、李情景合。如“俯视江汉流”明明不是塞北的话。

  不过李都尉成了五言诗的创作者一个传说也有他由来的道理。鸣沙山石室发见文卷中就存巴黎之一部分而论,什七八为佛经及其他外国文籍,中国自著文籍不过什之一,而其中已有关于苏、李故事者四五篇(记忆如此,不获据目录校之),可见李陵的故事在唐五代还是在民间很流行的。现在虽然这李陵的传说在民间已死了。而京调中的“杨老令公碰死在李陵碑”一切层次,尚且和李陵一生的关节相合,若杨四郎“在北国招了驸马”等,又很像李陵,大约这个杨家故事,即是李家故事到了宋后改名换姓的(一种故事的这样变法甚常见)。李陵故事流传之长久及普遍,至今可以想见,而就这物事为题目的文学出产品,当然不少的(一个民间故事,即是一个民间文学出产品)。即如苏、李往来书,敦煌石室出了好几首,其中有一个苏武是大骂李陵(已是故事的伦理化)。有一条骂他智不如孙权。这样的文章自然不是萧统及他的参订学士大夫所取的,所以《文选》里仅仅有“子卿足下勤宣令德……”一文。这篇文极多的人爱他,却只有几个人说他,也许是李陵作的。大约自汉以及六朝,民间传说李陵、苏武的故事时,有些歌调,咏叙这事,如秦罗敷;有些话言,作为由他自己出,如秦嘉妇。汉末乐府属于相和清商等者,本来多这样,所以当时必有很多李陵的诗,苏武的诗,如平话中的“有诗为证”。《水浒传》中(原来也只是一种平话)宋江的题诗,宣和遗事的宋太宗诗,一个道理。如果这段故事敷衍得长了,也许吸收若干当时民间的歌调,而成一段一段的状态,所以无名氏的别妻诗成了苏武的别妻诗。这些诗靠这借用的故事流传,后来的学士们爱他,遂又从故事中抽出,而真个成了苏武的诗。此外很显出故事性质的苏李诗,因为文采不艳,只在民间流行,久而丧失。原来古代的文人学士本不了解民间故事及歌曲的性质,看见李陵故事里有作为李陵口气的五言诗,遂以为李陵作五言诗;但最初也只是将信将疑,后来传久了,然后增加了这一说的威权。

  何以李陵故事这样流行,也有一层道理,即李陵的一生纵使不加文饰也是一段可泣可咏的事实。李氏本是陇西士族,当时士大夫之望,不幸李广那样“数奇”,以不愿对簿而自杀。李陵少年又为甚多人器许,武帝爱他,司马迁那样称赞他:“事亲孝,与士信,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赴国家之急。”在当时的士人看去,李陵比当时由佞幸倡优出身的大将,如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不可同年语的。偏偏遭际那样不巧,至于“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而李降虏后,还是一个有声色有意气的人。有这样的情形,自然可以成一种故事的题目。苏属国是个完节的人,是个坚忍而无甚声采的人,拿他和李君亲起来,尤其使这故事有声色。天然造成的一个故事资料,所以便如此成就了。

  东汉的故事现在只可于支支节节的遗文之中认识他的题目,如杞梁妻(《饮马长城窟行》属之)、秦罗敷(秋胡是其变说。秦嘉故事或亦是其中一节,将秦嘉为男子,遂为秦妇造徐淑之名)、李陵苏武、赵飞燕(班婕妤故事大约附在内)、王昭君等,多半有歌词传到现在。其中必有若干的好文学,可惜现在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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