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史纲诸部之推迁

诸部之推迁

　　上列数事既经辩解，可分求诸部之推迁矣。中国之殷代本自东北来（说详傅斯年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其亡也向东北去（箕子之往朝鲜）。或与貊族有一密切关系。按之《诗经》，号貊人者，在西周春秋初犹有存于今河北省境及山东省东南境者。凡此遗民，以战国时文化之混同，秦汉时政治之一统，已化于中国人之冶炉中矣。其东北之貊人当即箕氏建国之所本，箕氏朝鲜或尚及于今鸭绿江以北，不徒以今大同江流域为本体。貊人之东向当予本地土著以大打击，所谓韩人，或即朝鲜半岛之土著，迫于貊人及燕秦势力而南保者。其中更合以自海上来自中国往各样之成分耳。箕氏朝鲜或不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若干封建的部落。卫满承之，收集汉人，威服四邻，所建国家之大，箕氏或未有也。按以箕准亡国后奔马韩而王之之形势，参以后来高丽高王李三朝皆起自北方之局，三韩之保守南端，或亦自北方退往者。

　　在朝鲜半岛中民族移动有自南向北之形势，在辽东徼外则有自西向东折而向南之形势。夫余句骊统治族之据地，盖自中国北边往者（说见前）。夫余传世数百年，为汉魏时东北最大之属国，未尝为中国患，亦未尝有大变动，至慕容氏起，然后失国，至高句骊兴，然后再亡。高句骊之高必与句骊为二词，《后书》有《高句骊传》，又有《句骊传》，《魏志》所记高句骊事皆在《后书·句骊传》中。且王莽改高句骊为下句骊，明高为形容词，冠于句骊之上者。推寻此意，当由于句骊有若干部落，其居山地者曰高句骊，以别于其他句骊诸部。且后来之高句骊国王曰高氏，更足明高之一字不与句骊为一词。汉武帝时，已平高句骊，故昭帝时玄菟西徙，以高句骊为郡治，所谓“去辽东千里”者，此之高句骊也。《后书》所记高句骊事，习俗部居而已，无寇边事，明其已在郡县之中。西汉末，其小水貊之一支独强，遂袭高句骊之旧号，此虽亦名高句骊，实与汉县非一事。此小水貊之高句骊后来逐渐发展，至隋唐遂为中国之劲敌。后高丽金富轼所著《三国史记》，以新罗、高句丽、百济建国皆在西汉末，其世系斑斑举列，按以高丽《好太王碑》所记，其说高句骊世系及史迹，当有所本，虽语言过夸，要亦国史之遗文，或传说之流遗者。金氏以高句丽始祖东明建国于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以《后书》所记句丽事皆系于《高句骊纪》，此亦足明东汉后所谓高句骊本是句骊之一部，非汉武置县之高句骊也。此小水貊之高句骊自后汉殇帝时即为辽东玄菟害，汉末尤强，公孙康、毌丘俭、慕容皝三次征伐之，大被创夷，然终未能遏其兴起。

　　乐浪东部之貊，在汉武时为临屯郡，昭帝以后并入乐浪郡，所谓东部都尉领东七县也[七县中兼有沃沮（夫租）县]。后汉光武时许其自治，然“四时朝谒，二郡有军征赋调，供给役使之如民”，犹是徼内也。

　　沃沮之地，西隔大山，东滨大海，成一南北修长之条，故自成南北部落之分。所谓沃沮者，《满洲源流考》以为即满洲语之窝集，其言云：“今自长白山附近，东至海边，北接乌拉黑龙江西，至俄罗斯，丛林密树，绵亘其间。魏毌丘俭讨高丽，绝沃沮千余里，到肃慎南界，则沃沮者，实即今之窝集。”（按，窝集，满洲语森林也。）沃沮为分散之部落，不成一国家。南沃沮初为玄菟郡治，后属乐浪东部都尉，北沃沮则困于挹娄人，至于“每夏辄藏于岩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落”，其困可知。后汉时已如此，果也至南北朝时（或晋时已然）挹娄人已兼并沃沮而袭其名矣。《魏书》《北史》所谓勿吉，一作靺鞨者，其地望大体当《后书》《魏志》所谓南沃沮及挹娄，其名称则沃沮、勿吉、靺鞨，显然为一声之转，于是沃沮乃不见于史书，而靺鞨入唐为强国焉。此等“以牛易马”之史实甚多，忽之每致不得要领。挹娄之为肃慎者，今日殊不能知史家果何所凭藉而作是语，或以其用石矢巨弓，出自东北远方，而“稽古”以定此名，亦未可定。然此等部落文化极低，未必从汉人稽古建号之习，而肃慎一词，却在被一带流行至于后世，宋时所谓女真，明时所谓珠申（建州自号其民之称，见《满洲源流考》），皆肃慎之声转，是则不可遽以“挹娄古肃慎也”一语为中国史家所造矣。《左传》记周王述其祖烈曰：“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如是，则肃慎必近在今辽西或滦河一带，然箕氏建国，以貊为本，《后书》《魏志》皆暗示此义，而汉时族溥居于今辽宁省东部、吉林省大部，或北及黑龙江省南端，在朝鲜更居东部，此貊之民以其生活习俗又可决定其决非出自瀚海原为游牧族者。果西周初诸夏与挹娄之前世肃慎接壤，则后来横断二者间之貊族原非土著可知，此貊族又何自来乎？貊族与挹娄非同族，又显然记之于诸史。然则挹娄是否即“古肃慎之国”，只好阙疑。今更将名词传变图之如下：

　　

　　辰国政治情形在西汉时者无可考。其地当朝鲜半岛之南端，一切在朝鲜北部及辽外之民族被迫于后起之部族者，势必群集于此，更无路可走，而海上又可有若干部民来住，倭人来此最便，然不仅倭人已也。是辰国本是一大混合场，或以文化较低于貊之朝鲜半岛原始民族为其基本耳。箕准于亡国之后袭此地而王之，不久旋灭。马韩部落特强，辰韩文化最高，然莫能抗马韩，故但以马韩人为王焉。自新罗崛起，然后辰韩之部族始大，既不服属于马韩（百济），更北袭人，与高句骊拮抗。此新罗者，在魏曰斯卢，为辰韩十二国之一（见《魏志》），在刘宋始曰新罗。《北史》云：“或称魏将毌丘俭讨高丽，破之，奔沃沮，其后复归故国。有留者，遂为新罗，亦曰斯卢。其人辩有华夏、高丽、百济之属，兼有沃沮、不耐、韩之地。其王本百济人，自海逃入新罗，遂王其国。初附庸于百济，百济征高丽，不堪戎役，后相率归之，遂致强盛，因袭百济，附庸于迦罗国焉。”其先辰韩之混合既如彼，其后新罗之混合又如此，实不成一种族。然隋唐之世，新罗独能事大，故高丽、百济以抗中国而丧国迁遗，新罗以事唐之故，独能为中国外臣，不亡于倭，而保世滋大。唐高宗后，武氏篡国，东方照顾不及，新罗乃得特殊之宠异。而安史之乱，中国与东方之陆路交通绝，新罗乃得据有半岛之大部分。至五季时，始改历数于后高丽朝之王建。高丽、新罗、百济三国中，新罗之强大最后，然《三国史记》《东国通鉴》皆以新罗建国为最早者，盖新罗独不亡于唐，半岛之古史材料传自新罗，故新罗人得饰造其词也。[此虽饰造，然必有一部分依据传说，不可一笔抹杀之。若《三国史记·新罗记》初数卷所载日食等，必是依《春秋》而妄造。梁时彼尚“无文字，刻木为信，语言待百济而后通”（见《梁书》），其登梁朝，亦凭百济使臣，焉能记日食于汉代首？《三国史记》之材料，必经辨析，然后可用也。]

　　马韩初为辰国之统治者，其后百济亦以武力著。百济本马韩列国之一（见《魏志》）。其名据《好太王碑》当作百残，其作百济者，汉土文书之假借。《北史》释百济来原及名号云：“东明之后有仇台，笃于仁信，始立其国于带方故地。汉辽东太守公孙度以女妻子，渐以昌盛，为东夷强国。初以百家济海，因号百济。”百济既非本字，此说当不可通。按《魏志》，辰韩“有似秦人……名乐浪人为阿残。东方人名我为阿，谓乐浪人本其残余人”。然则所谓百济者，其谓乐浪百户南徙之邑乎？此说如可信，则百济王之出于夫余，更无可怪。盖本是乐浪流寓者，故能自北至南。否则百济于仇台（自仇台始皆以夫余为氏）建国时，中国人之势力未衰，乐浪郡之统治犹壮，且正值公孙氏雄海东而置带方郡时，出自夫余之人何路远越汉郡而至马韩乎？《三国史记》所记三国先世，盖将中国史籍及本邦后世之粗记与传说混为一事者，金富轼实未造伪史，然其所凭之本土材料非汉籍之比也。或曰，百济在晋末魏初，曾越海而据辽西一带，南朝诸史多以百济本在辽东，与高句骊比邻，《魏书》且以为“北去高句骊千里，甚矣其疏也！”（按百济据辽西事，殊费索解。辽西疆域经前燕、前秦、后燕、北燕四国，皆为燕之本土，百济焉能越海据之。此当是南朝史臣不解东北地理而误，而魏收藏书之无稽，亦不足论也。）百济在唐高宗时，以联倭为唐所灭，唐将刘仁轨尽歼日本舟师于白江，百济遂夷（参看唐平百济碑，《海东金石苑》卷一）。

　　上节所说如不误，则今人（日本人犹甚）谓古代东北及朝鲜为通古斯人所居者，实毫无凭藉之论也。自挹娄诸部扩张疆土转号勿吉（靺鞨）后，通古斯人始以渐雄视于东北。前此强大者，为夫余句骊之横介于中国与通古斯族间者。隋代以前，中国与代表通古斯族之挹娄、勿吉往来绝少，唐代彼始与中国交兵。高句丽之亡，靺鞨之兴，可谓在东北汉族以外居住区域中最大之转变，前此为最近于中国之貊人世界，后此为稍远于中国之通古斯族世界矣。此一升降之所系，其重大或不在中央亚细亚由印度日耳曼世界转入土耳其世界之下。从此朝鲜独立为一民族，白山黑水之间，历世强不能驯，非复句骊、貊时代之礼乐人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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