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办学|傅斯年

漫谈办学

　　（原载1946年8月4日北平《经世日报》）

　　现在全国学校在病态中，是无可讳言的。造成这个苦境的因素，当然原因不一，有的属于政治，有的属于经济，有的属于时代的动荡，但也有不少由于教育行政和学校当局的措施。诚然，在政治不上轨道、经济濒于崩溃的情况中，办学是很不容易的，但这并不能作为学校当局不努力、不尽责的理由。因为天下太平，便不需要人的特别努力，越困难越要努力。人类的进步正在此！文化的积累都是由苦难中创设起来的。凡办一件事，要办好，只好不问它的大前题。只有哲学家好问大前题，所以事情就在大前题的思考中停住，办事的人若先问这个时代办这个事是不是合宜，是不是可以为环境使得全功尽弃，那只好不办好了。天下事都是从大处盲目中努力出来的。这时候办学的困难，诚然是极难，但也不能因办学难就不办。要想纠正现在的颓风，我想，要是从下列四项着手，也不是得不到结果的。

　　第一，政府应尽政府所当尽的责任。现在政府对于教职员的待遇，每月的收入，高级的不过可以够小家庭一家吃青菜淡饭之用，衣、住、疾病、子女教养，完全不在话下；低级的不过够十天二十天的吃饭。这样情形，希望他们能抖起精神来教书，实在是不合情理的。又如既办一个学校，必需有它的最低限度的设备，尤其是理、农、工、医各科。前几年抗战期中，在后方新办的学校，有时它的设备就是一张招牌而已。教员是灾官，学生是难民，衣食无著，又无课本可读，希望它不闹事，实在是不近情理的事。老子说：“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现在竟是“实其心，虚其腹，强其志，弱其骨。”这样文化膏药，是玩不灵的，政府在今天必需调整教职员之待遇，不要视之如草芥，这道理尤其应该请行政院院长宋公明白。此外又必需给各学校以最低限度的设备，否则名不副实，实在误人子弟，而且闹起事来，更自误了。我们北京大学的教授，自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后来没有为闹待遇而罢课、而发宣言，这是我们的自尊处，但若宋公或他人以为这样便算无事，可就全不了解正治的意义了。

　　第二，学校当局应尽学校当局的责任。现在的学校当局，实在等于几千人或几百人的家长，一天到晚，油盘柴米，啰嗦不穷，面对面黄肌瘦的教员，惨剧层出不穷，实在是难过的生活。虽然如此，校长与教授仍然必须拿出他们为青年、为人类的服务心来，如其不然，学校是假的。一个学校，不能名副其实，不如不办，免得误人子弟。所以学校当局在一切事上应尽最大的努力，苟利于学校，虽无所不为可也。对于学生，应存爱惜而衿悯的态度，他所要求，有理的，不必等他要求，就可以做；无理的，开导他，训诫他，乃至惩罚他，都可因事情之轻重而定，但决不可以疏远他，怕他。一怕，事情便颠倒了；一疏远，便不能尽教育的责任了。

　　第三，学校必有合理的纪律。这些年来，学校纪律荡然，不知多少青年为其所误，风潮闹到极小的事，学生成了学校的统治者。这样的学校，只可以关门，因为学校本来是教育青年的，不是毁灭青年的。大凡学生闹事可分两类，一、非政治性的，非政治的风潮，每最为无聊，北大向无此风。二、政治性的风潮，政治性的必须要问是内动的或外动的。去年年底我到昆明去处理学潮，在最紧张中，老友冯芝生笑对我说：

　　“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这因为我是五四运动之一人，现在请人不闹风潮，故芝生以为可笑也。当时我对朋友说，五四与今天的学潮大不同。五四全是自动的，五四的那天，上午我做主席，下午扛着大旗，直赴赵家楼，所以我深知其中的内幕，那内幕便是无内幕。现在可就不然了，某处广播一下，说要求美军撤退，过了几天，学生便要求美军撤退。请问这是“为谁辛苦为谁忙？”这样的学生运动，我是很不愿意他和五四相提并论的。我们不当禁止青年作政治运动，但学校应该是个学校，应该有书可读。若弄得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岂不失了学校存在的意义？青年人多是不成年的人，利用他们，岂不是等于用童工？教员有他的职业的本份，就是好好教书。若果志不在此，别有所图，岂不是骗人？骗人者不可为人师。受骗者，应该先开导他，开导不成，必需绳之以纪律。今人皆知五四赵学楼之一幕，而忘了护校之一幕，甚为可惜。

　　第四，学校必有良好的学风。这个良好的学风，包括自由的思想，规律的行动，求学的志愿，求真的信心，师生相爱的诚意，爱校爱国爱人民的愿心。没有自由的思想，便没有学术的进步；没有规律的生活，便没有学校的安宁；没有求学的志愿（兼括师生），便是一个死症；没有求真的信心，一切学术皆无安顿处；没有师生相爱的诚意，那里还会发生任何作用？宽博的胸襟，爱人的气度，坚贞的风节，乐善嫉恶的习惯，都是造成良好的学风所必需要的。我这几个月负北京大学的责任，实在一无贡献，所做都是些杂务的事，只有一条颇堪自负的，便是“分别泾渭”，为北京大学保持一个干净的记录。为这事，我曾对人说，“要命有命，要更改这办法决不可能”，所以如此，正是为北大将来的学风着想。学风一事，言之甚长，今姑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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