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十三章省港大罢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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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省港大罢工(3)

　　罢工的中心策略

　　罢工的头两个月，因封锁香港，海外交通完全断绝，任何国家轮船皆不准其出入广州。这样一来，这种封锁不只封锁了香港，而且封锁了我们自己。

　　因为广东米粮向来仰给海外，以香港为总转运之门户，如不沟通海外直接航运，势必自困；再则广东工业尚不发展，货品无以自给，特别是燃料缺乏，如不沟通外埠直接运来，亦系自困。此外还有两个问题须得解决：一个是商人营业问题，很显明的，沙基惨案之后，爱国空气高涨，一时商人停止贸易，尚可隐忍；时过境迁，热潮低降，商人非要求贸易不可。再一个是帝国主义联合问题，也是很显明的，英、美、日帝国主义年来争夺广东市场，极为猛烈。据《中国海关贸易册》的数字，英货逐年递减，日、美货则逐年递增。广东排英，在日、美自然认为是取英而代的绝好机会，如广东抵制一切外货势必逼成日、美与英协同对我。罢工委员会有鉴及此，于是决定一种“特许证”制度，订定“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此特许证由罢工委员会、商务厅、公安局、外交部共同鉴字发出。这个特许证实行后，真的，上海、暹逻等处商船闻风而来，美国大来公司、日本三井洋行及各国商船亦要求领证复业。于是上海广州间之航线，暹逻与广州间之航线，直接打通，广州江面每日有四十余只船入口，为广州有史以来所未有的现象。

　　这一个“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之原则，是省港罢工的中心策略，真的，在这个中心策略之下，解除广东经济的困难，保持广东商人的中立，拆散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最后还促进广东经济的独立发展，使这个伟大的罢工，得以坚持如此长久的岁月，就是由于这个中心策略之正确。

　　工商联合

　　这里我们要说到当时广东商业资产阶级对于罢工的态度。当罢工开始时，特别因为发生沙基惨杀，商业资产阶级为爱国空气所降住，当然不敢公开反对罢工，同时也不赞助罢工，譬如罢工开始时，我们要廖仲恺（当时他身兼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和广东省政府财政厅长）召集全市商人开会，商量捐助罢工经费，结果是商人只捐数千元敷衍面子。罢工委员会自动宣布特许证制度后，商业资产阶级才乘机向罢工委员会进攻，原因是此时正是胡许两派阴谋政变，政局杌陧不定，我们内部里极端困难的时候，他们看清了这一点，受胡许两派的指使，于是挺身出来反对特许证制度。问其所持理由，则曰“手续麻烦，手续费太重”。罢工委员会认为这是枝节问题，手续可以力求简单，手续费亦可准予减免，但不能取消特许证。商人仍坚持反对，主张根本取消。不久廖案发生，政府断然处置，解散反动军队，通缉反动政客，驱逐胡许出境，政府转危为安。罢工委员会又自动取消特许证，并提倡“工商联合”，邀请四商会共同商议善后办法。罢工委员会提出仍以“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为原则，订立工商善后条例，共同盖章，张贴布告，以资遵守。以后只在罢工委员会领取轮船出入口证，不须经过商务厅公安局外交部等机关签字，手续费一律减免。商业资产阶级见我们镇压反动如此神速，政局突然安定，又见我们自动取消特许证，已无可借口，对于“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这一原则，当然不便反对，如反对无异自承为英帝国主义走狗。因此商业资产阶级完全接受罢工委员会的提议，罢工委员会与四商会联名盖章的皇皇布告遂贴满街上了。

　　的确，从此以后，商业资产阶级对于罢工不仅不反对，而且相当赞助，这不是他们革命性的表现，而是有经济的原因。原来广州自与海外直接建立交通以后，商务突然兴盛，不仅比罢工开始时兴盛，而且比没有罢工以前还要兴盛。兹将粤海关一九二五年七月罢工以后各月份收入统计，与一九二四年同月份的作一比较：

　　

　　观上表，可看出，七月罢工初起时，海关收入较一九二四年同月份少三分之二，此时商务可说极坏，但自十月与海外直接建立交通后，则不仅完全恢复原状，而且逐月均有增加，一九二六年一月比一九二五年同月，超过五分之三。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广州与海外直接建立交通，第二，因为广州与香港澳门交通断绝，而且内地向来向港澳直接采办货物者，现在都改向广州采办，广州之批发商业乃骤然兴盛；所以当时资产阶级的报纸也说：“此种情况，诚出一般人意料之外也。”这样，罢工不仅不妨害广州商务，而且大有造于广州商务。这就可以解释当时广州商业资产阶级能够接受罢工委员会“工商联合”的口号，甚至于到一九二六年一月，香港政府不接受罢工条约时，广东四商会开大会，义形于色的做决议说：“此次罢工为人民自动，出于爱国运动，争回国体与人格，各工友如此牺牲热烈，我等商人亦应联合一致热烈援助，务求达到香港完全承认复工条件为目的。”

　　国民党与这次罢工

　　这次罢工是由共产党发起而成的。究竟国民党对这次罢工取如何态度呢？这里须得加以叙述。在罢工发动的开始数日，共产党中有一部分同志，有这样一种机械论的见解，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罢工是无产阶级的事情，所以省港罢工应完全由共产党独立领导，不要国民党来过问；国民党来过问便会夺去领导权。”其实领导权共产党是不是会失掉，那要看共产党在罢工工人群众中的工作是不是努力才能决定，拒绝国民党过问是不能保证共产党对罢工领导权的巩固的，并且这种拒绝国民党过问，实际竟拒绝国民党帮助，假若当时不取得国民党帮助，的确罢工不到一个星期便要倒台。试问十几万人的伙食经费从何取得？无疑的这种机械论的幼稚见解是不对的，当即被党否决。不仅要国民党过问，而且要拉国民党来过问，这样才能取得国民党目前迫切的物质帮助，这与领导权问题全是两件事。的确当时国民党因刘杨战争刚毕，新胜之余，对于民众运动极为援助，特别是刘杨战争之中，铁路工人与海员工人罢工给予他们军事上很大的便利（请参看下一章[20]），所以使得他们怀好感，省港罢工起，共产党要求国民党经济援助，他们很慷慨的承认而且实行了。

　　后来才接各方面的捐款。从罢工开始直到一九二六年六月，罢工委员会收入是这样：国内捐二十五万元，海外华侨捐一百十三万元，租捐及政府收到各方捐款二百八十万元，殷实绅富捐二万元，拍卖英货四十万元，罚款二十万元，其他二十万元，共四百九十万元。

　　的确，国民政府财政部，自始至终是每月送给罢工委员会一万元。

　　当然国民党内部对于罢工的态度是不一致的：右派是始终反对，左派在罢工的头半年的确是热诚拥护的。左派拥护罢工的原因，在政治方面，我们在上面已经说了许多，很明显的他们那时完全要依靠工人帮助才能把握政权，故不能不拥护罢工。在经济方面，我们来多说几句话。

　　自罢工以后，国民政府的收入，也增加了。一九二二年，广东全省收入为一千万元，平均每月为八十三万三千元。一九二四年收入仅七百九十八万六千元，平均每月为六十六万五千元。一九二五年罢工以后，八月收入为一百五十万元，已比前两年每月收入之平均数增加不少。到十月，收入达到三百六十一万六千元。十一月收入为三百八十万元，则较前两年每月收入之平均数多至六七倍了。

　　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是由于广东统一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则因为省港罢工，断绝与香港交通，把大门关住，好让政府来从容的有计划的从事财政的整理。原来广东经济向来是受香港所操纵和支配。比方广东政府所设立之中央银行，孙中山在时，舌敝唇焦要求人民信任他们纸币，但结果经不起香港纸币之操纵，使得中央银行纸币价格起落不常，信任动摇。直到罢工以前，中央纸币一元还只当三四角用。罢工以后，加以沙基惨杀，于是广东人民抵制香港纸币，又兼封锁，故香港纸币当时几乎绝迹于市面，而中央银行乘此加以整理，再不受香港纸币的操纵，因此信用恢复，营业扩张，纸币变为十足十用。举银行就可以概其余。

　　从上面的事实，就可以解释当时左派政府为什么热诚拥护罢工；又何况政府每月送给罢工委员会的一万元，事实上是政府从各方面收得的罢工捐款，慷他人之慨于己毫无所损，又何乐而不为。

　　但是这些左派，到一九二六年一月以后，对于罢工就有些冷淡了，当然广东统一了，不再需要罢工工人了，又加上右派借罢工如何“不法”的诬蔑事实，专门与左派为难，小资产阶级动摇的根性发作了，遂日益与罢工工人离开。

　　三月二十日政变，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新右派掌握政权以后，无疑的是反对省港罢工，其所以不敢断然解散罢工者，因他们自己力量还感觉不足，一时还不能脱离无产阶级，因为省港罢工到此时确已形成一个坚固的力量，而且是正在与帝国主义斗争着，无端解散罢工，于力固所不能，于理亦所不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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