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十二章 “五卅”运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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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五卅”运动(7)

　　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工贼之联合进攻上海总工会的被封

　　上海总工会的成立，在帝国主义是看得很清楚的，只是它是他们的最主要的仇敌，自然是无时无刻不想设法消灭它。然而因为上海总工会是在反帝国主义的高潮中涌现而出的，它不仅有二十余万罢工工人的雄厚势力，而且得着社会、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之广大同情，所以在“五卅”运动初期，帝国主义是无可如何的。在“五卅”运动的后期，资产阶级一方面欲利用上海总工会胁制帝国主义对于华董及会审公廨两问题有所让步，即资产阶级利益的部分的取得；一方面又欲利用上海总工会“统率”数十万的罢工工人群众，免得发生暴动，以至于最后顺利的解决（资产阶级明白他们自己是无此“统率”力量的），所以不赞成解散上海总工会。大老板虞洽卿的言论可以做代表。他说：“在国民对外运动尚未收束，工人人数又多，有一统率机关，于办事上较易接洽，封闭总工会实为不当。”这段话的反面，很明显的如国民对外运动收束了（正确些说，他们资产阶级的利益得到了），封闭总工会，是大当而特当的。所以一到“五卅”运动末期，他们不需要总工会了，他们与帝国主义、军阀联合一致向无产阶级进攻了，于是九月十八日上海总工会终于被封了。他们大家都完全明白上海总工会是他们共同的仇敌。

　　上海总工会自成立之日起，即在一切反动势力环攻之中，自然敌人最合用的工具是工贼。上海本是工贼团体的中心。工贼的所谓上海工团联合会在上海总工会宣布成立及加入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之后，他们说：“工团联合会是代表三十余万工人的组织，有三年的历史，难道还不如三天历史的上海总工会么？”要求加入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工贼的所谓工团联合会不仅工人切齿，就是小商人亦知他们没有群众和惯于招摇撞骗的丑史，不准其加入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工贼说：“明天召集全体大会以示信。”次日他们的大会果然召集了，到二百来个流氓。其时适洋务工人一千余人在同一屋内开会，工贼乘机欲借洋务工人为自己的群众，以图掩饰。上海总工会代表即当群众宣布工贼罪状（如破坏南洋烟草公司罢工等），群众大愤，群呼“打倒工贼！”“肃清内奸！”结果一个工贼被打伤了，余则抱头鼠窜而去。又次日，上海总工会亦召集代表大会，并请商会代表列席，而工贼闻讯亦乘机赶至，欲借大会煽动。工贼登台后，中小商人起而质问：“贵会有三十余万工人在哪里？”工贼窘极，而信口说如洋务工人，码头工人十余万都在他们领导之下。当时洋务工会代表及码头工会代表起而申明：“我们工会始终是受上海总工会指挥的，并未加入过什么工团联合会。”全场哈哈大笑，工贼无法只得走了。总之，在运动的初期中，工贼的一切企图和行动都失败。

　　罢工之后约一月余，工贼又抬头了，统率流氓数十百人到上海总工会以罢工工人名义，要求发给救济费。至时便将总工会所捣毁一空，殴打工会职员，而警察则故意置之不理，总工会请求他们保护时，他们说：“这是工人内部之争，警察不便干涉。”这显然是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指使。可是总工会是以广大群众做基础的，工人闻讯大愤，纷纷派人来保护总工会，因此，工贼这次的破坏，总工会虽略受损失，但他们捣散总工会的目的，竟未成功。

　　到九月，各方反奉战争忽然紧张，因为奉军入关以来，由直鲁直驱上海，所有中国北部中部海口尽为所夺，不仅战败的直系残余军阀朝不保夕，即战胜而于倒直有功的新起的国民三军（以冯玉祥为领袖）亦被逼甚厉，在人民方面，感受奉军残暴比直军还凶，因此各方面的反奉的空气顿浓。浙江孙传芳进攻上海的军事行动尤其紧张。上海罢工影响到了北方，唐山、天津皆发生猛烈的罢工风潮，此等地方即属奉军势力范围，同时上海造船厂、铁路在上海总工会领导之下，亦为奉军所注意，故奉军为免除战争时后方不稳起见，必须先给工人一大打击。所以到此时决心要封闭所有工会。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已久，奸计得售，不用说眉开眼笑了。资产阶级亦因“五卅”罢工依次解决，所剩者只英厂而已，不再需要总工会；同时中国工厂经济斗争猛烈，由对外罢工延至对内罢工了，他们以为这是总工会所指使，又急于需要解散总工会。于是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工贼联合向无产阶级进攻，九月十八日由上海戒严司令部奉系军阀邢士廉执行封闭总工会，并指明逮捕委员长李立三及其他重要工人领袖。后来还秘密枪杀副委员长刘华同志，不过上海总工会虽然被封，但仍秘密存在，仍能秘密指挥各业工人作种种斗争，上海总工会已深入工人群众的心坎之中，这是敌人无论如何封闭不了的，所以后来就有几次上海总工会自动启封的事。

　　戴季陶主义之出现

　　还有一事在这里不能不提及的，便是在这反帝国主义的大潮中发生戴季陶主义。戴季陶早年在国民党中算是一位左派。在民国初年，他在上海办“民气报”的时候，鼓吹劳动党；在“五四”运动中，他在上海办“建设”和“星期评论”的时候，颇竭力介绍马克思学说。就是当中国共产党发起的时候，他确是参与发起会议，但他不愿出名发起，却与沈玄庐抱头大哭一场，说什么“我虽不加入共产党，我的精神与共产党一致”的鬼话。当国民党领袖主张容纳共产党加入的时候，他还是竭力赞成的一个，所以以前的戴季陶无人不承认他是一个国民党左派。这不算奇怪，在社会阶级分化还不大明显和锐利的时候，急进的资产阶级分子思想的左倾，在世界各国都不乏前例，如俄国的斯徒庐威便是明证。一九二五年大革命一来，新兴的无产阶级，更明显的表现它的阶级觉悟与斗争力量，而成功一独立的而超越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并且事实上成了威逼资产阶级的势力，这样一来，却使资产阶级及其学者吓坏了，于是宁愿抛弃反帝国主义而拚命进攻无产阶级。其着重点便是攻击阶级斗争的理论，戴季陶主义便是代表这一个倾向。

　　戴季陶当时七辛八苦的著了一本书叫做“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最重要的话是说：“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的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谈起。”“我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他批评中国共产党说：“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又说：“不把中国国家和民族的真实的需要认清楚，单是一味的盲进。”“使国民吃不必要的痛苦，负无所得的痛苦，那就真可怜极了。”他说：“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不需要取阶级斗争的形式，因为人类是具有仁爱性能的，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本家，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整个戴季陶主义的精神，就是“对外一致，对内不可斗争”。戴季陶主义在当时的影响确不小，促成国民党内部的新分化，而新右派遂以形成，其时旧右派已经离开党，所遗下的地位，便给新右派顶补了。

　　戴季陶主义一出现，共产党即与之作极猛烈的斗争，但它的影响仍是伏流而进，一直到一九二六年广州有三月二十日的政变发生。

　　此次运动中的教训

　　总结起来说，在这次运动中，无产阶级及它的政党所采取的策略，巩固无产阶级的独立力量，与资产阶级争取对城市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尝试，罢工扩大到华厂不为什么民族学说所束缚，这些都可说是幼稚的党所难能而可贵的事。但是在此运动中，分明看见资产阶级的妥协与最后反动，分明看见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不可靠，分明又看见了无产阶级的孤立，然而却没有教训我们的党，没有觉悟到无产阶级需要另找最可靠的同盟，这最可靠的同盟者就是广大的农民与城市贫民。很显明的，上海“五卅”运动之未能得到如何直接的结果，固然是由于资产阶级之出卖，小资产阶级之怠工，然而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无产阶级之孤立，无产阶级未能取得广大农民与城市贫民的赞助而孤立。论理这里应该启示我们的党，要开始积极做广泛的农民运动，然而结果没有，不仅没有，而且走到另一机会主义的道路上去了，这一道路便是所谓“联合同情于民族运动的军人，反抗奉天军阀都是可以的”。反奉战争，确是当时无产阶级所需要的，然而当时共产党中央的主要负责者，现今成了共产主义的叛徒陈独秀，从此得出的结论，是工人阶级力量到底不行，于是他专心致志的去祈祷冯玉祥之战胜，郭松龄之倒戈，联合军人反奉，成了当时共产党中央的“国是”。“联合进步军阀反对反动军阀反对帝国主义”，补充了陈独秀主义的一部。很显明的至于无产阶级应该争取农民这一伟大事业，在当时是连做梦也未曾想到。后来上海三次暴动，共产党不能利用这次运动中所得的教训，以致于暴动得到悲惨的失败，自然不是偶然的。

　　“五卅”运动以后，革命高潮，一泻汪洋，于是构成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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