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十二章 “五卅”运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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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五卅”运动(5)

　　小资产阶级的动摇

　　首先说学生。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在社会阶级的分化与斗争尚未加厉的时候，还大半有革命的作用。这是很显明的，因为知识分子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压迫之下，与其他被压迫阶级一样的找不到经济的出路，所以很容易激发其反抗性而走到革命方面来。在此次运动中，首先激发民族义愤而表同情于工人的便是学生。“五卅”屠杀后，更激起学生群众的愤慨，与工人完全一致，非常勇敢，非常坚决。前面所叙述的事实已可证明。学生联合会自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渐渐变成软弱无力死气沉沉，此次运动开始时，上海学生联合会所包括的学校还只十多个，总罢课后，各校方重新组织学生会而加入上海学生联合会，于是乎上海学生联合会有了肉和血附着上去了，成为群众的组织了。学生联合会在此次运动中，成为一个重要的分子。

　　在资产阶级的眼中，学生是被他们所比较重视的，此次南京路的屠杀，假使是工人而不是学生，资产阶级一定是漠不关心，一屁不放（譬如资产阶级对顾正红案的冷淡，便是眼前的证据）。惟其是因为屠杀学生，他们方慢条斯理的讨论他们对惨案的态度。所以此次学生运动有很大的作用。

　　但学生因其家庭的经济地位各有不同，到一定的条件下必然会发生分化。此次运动中，自资产阶级提出“单独对英”、“缩小范围”的主张以后，学生中便分左右两派，右派赞成，左派反对。同时，此时国民党中起来一个新右派，代表人物为戴季陶。戴季陶高唱“单独对英”说，这是孙中山历来的根本主张，自然又给学生不小的影响，于是右派学生便有劝法租界商家及东北部商家开市等情事。不久学生联合会发生改组，左派得势，战胜右派。学生联合会与总工会完全站在一边，采取同一态度与策略，总商会主张开市时，学生联合会激烈反对，并派代表取包围政策打消总商会开市计划，此时学生左倾极了。

　　但学生究竟不是一个经济的阶级，力量很有限，又适值放暑假，学生纷纷回里，于是学生联合会的力量便形削弱。等到假后学生回校，他们已如隔世人，热度冰消。学生生活本来富于浪漫性，热度当然难以持久。故在运动的后半期，学生的毫无力量就表现了。

　　再说到中小商人。中小商人在罢市开始虽曾有一度热烈的表现，但以后便始终是犹豫不定的态度，以至于最后完全倒在资产阶级一边。组织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时，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是积极参加的，后来见总工会与学生联合会站在一边，人数太多，于是害怕起来了，提出“每一个团体只有一票表决权；如某一团体不赞成时，此案不能通过”（按工商学联合会由上海总工会，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四大团体组织，每团体选出代表六人；如工人学生一致则占十八人，而商人只占六人。再则如以团体为单位，而工人学生仍占四分之三。因此他们提出此限制）。工学两会让步，同意此一提案，因此他们仍存留于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之内。惟此时一方面谣言极盛，说学生会都是共产党，甚至于还说参加了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的商人也“赤化”、“过激”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提出“单独对英”、“缩小范围”的口号，国民党右派又竭力鼓吹，于是中小商人由畏缩恐怖而动摇了。但还未退出工商学联合委员会。

　　虞洽卿回沪后，当然非将中小商人拉住在他的影响之下不可，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中本有少数总商会分子，于是他们积极活动，而中小商人倾向资产阶级也日益浓厚了。

　　此时摆在无产阶级面前，就是如何与资产阶级争取中小商人的领导权。适开市问题发生，总商会登报于旧历五月一日开市，其所以如此，因端午节为中国结账的时期，即每个大资本家大收入的时期，故定在节前开市。小商人说：“沪案尚未解决，条件尚未承认，今忽然开市，是我们商界的耻辱。”实际呢，这亦是中小商人的油嘴，他们已感受罢市痛苦，希望早早开市，其所以要说这堂皇冠冕的爱国大道理者，不待言的，就因端午节只大商人有收入，小商人只有支出，于己不利。上海总工会看清这一矛盾，于是在工商学联合会提议旧历五月六日开市，结果通过。资产阶级亦无可如何，只得屈从。但这种策略只一时有效，仍不能挽救中小商人之右倾，此后与无产阶级愈离愈远，而完全跟在资产阶级的后头跑了。

　　罢工策略的变更

　　“五卅”反帝运动，无疑的是无产阶级做了主力军。在此次运动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是在万分艰难的复杂环境中斗争着。他们不仅与对面的帝国主义斗争，而且要与民族的内奸斗争——与军阀斗争，特别与资产阶级斗争，所以他们的策略是针对这些敌人而斗争。

　　真的，这一斗争是极艰苦的斗争。在“五卅”运动初期，军阀、资产阶级及其教授学者，总之所谓“高等华人”，发生无数摇惑民众的言论与主张，这当然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劈头的大敌，要使此次运动发展，首先须要打倒这些卖国奴的言论与主张，这些卖国奴的言论与主张，择其重要者可列举于下：

　　一　惩凶赔偿说——他们以为南京路惨案，惩凶赔偿可以了事（其实此次惨案，杀人之罪不仅在英兵与英捕，而在帝国主义的国家之高压政策，如工部局历来的横暴，及此次海陆军警的行凶，都是国家行为而非私人行为）。

　　二　缩小战线说他们主张对英日或专对英（其实此次惨案，罪魁祸首虽然是帝国主义之王的英国，而派兵遣舰向中国人示威，并坚称上海西捕开枪无罪，日、美、法、意也和英国一样，尤其日本在上海、青岛直接杀了中国工人是此次惨案之起因）。

　　三　法律解决说他们主张此次惨案用法律解决（其实法律只能裁判私人的犯罪行为，而不能裁判国家的横暴与民族间的冲突）。

　　四　局部解决说他们以为上海惨案，青岛惨案，汉口惨案，都是地方问题，应各就当地局部解决（其实各地惨案，皆由于帝国主义根据一切不平等条约与特权而来，不但不是一个地方问题，而且也不是一个国家问题，而是要根本驱逐帝国主义才能解决）。

　　五　政府交涉说他们以为只要依靠政府交涉就可以了（其实历来的卖国政府对外悬案山积，从未得着相当的解决，并且当时政府对于各地同时并起的大屠杀案，不特不敢向帝国主义严重交涉，反而严刑峻法抑压本国人民的爱国运动）。

　　这一切言论与主张，无疑的是军阀、资产阶级企图影响革命的民众，分裂革命的民众，把革命运动消灭下去，当时共产党曾与之作坚决的斗争。

　　共产党发表宣言，主张：

　　“第一、彻底明白中国的独立与统一，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方能达到。须有为此奋斗到底的决心，切不可信所谓‘高等华人’的‘缩小范围’、‘局部交涉’等等苟且妥协的口号；并不可依赖段祺瑞政府一纸哀求式的官样条文，可以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目的；

　　“第二、须有一个革命民众势力集中的组织，以为领导全国运动的统一机关……统一那散处各地的民众力量，以便一致的进行到胜利的道路上去。要有这样一个全国统一机关，便必须召集各界团体的大会于北京。在大会之前，应当赶快在各地组织工商学以至农民等的各界联合会，由这些委员会速派代表赴北京的大会。大会便举出执行机关，代表全体中国民众而实行种种必要的运动。……”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此时的总策略，是所谓“民族的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在上海方面，是以工商学联合会为其中心，由上海总工会联络学生会的左派，去压迫他们的右派；又以整个学生会去联络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左派，去压迫他们的右派；然后再以整个商界联合会联络总商会左派，去压迫他们的右派。的确，此时无产阶级已发生与资产阶级争取中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斗争的开始。

　　开市以后，情势日非，因为英帝国主义此时勾结奉系军阀业已成功。奉军初到上海的时候，还诡称“保护国民利益”，其实奉军之来，即为压迫罢工运动替帝国主义解围。奉军初到上海不敢立刻下手，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愿下手，而是那时运动初起，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非常之激昂，奋斗的决心非常之坚决，如果那时便直接压迫，民众必定要起来暴动反抗奉军。

　　过了些时奉军的压迫终于开始了，首先是在青岛天津压迫罢工运动，青岛日本资本家直接命令奉系军阀张宗昌枪毙工人领袖李慰农同志及《公民报》记者胡信之，并将纱厂工会封闭，四出拿人，捉去四五十。天津日商裕大纱厂诳骗工人，假意答应他们的要求，等到他们去上工，就开枪袭击，奉系军阀李景林也立刻帮忙，派出军队警察五六千人围攻工人，死伤数百，接着还逮捕工会及学生会的领袖，严刑拷打，惨无人道。此外南京和记蛋厂原已答应罢工工人之要求，可是工人去上工的时候，英国资本家不但悔约，并且开枪打人，又叫英国水兵来帮着杀人，奉系军阀亦从旁帮助，这种情形眼见得就要出现于上海。英帝国主义的报纸《字林西报》公开指使奉系军阀邢士廉（上海戒严总司令）说：“枪毙一二首领，则余者当知彼等之恶作剧今应闭幕。”“如罢工必须以武力对付时，即直当诉诸武力，瞻顾无益也。”又说：“邢将军若无行动之决心，则势必令租界当局出而为之。”果然奉系军阀开始有封闭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海员工会，洋务工会之事发生。

　　军阀既一天天进逼，资产阶级一天天的反动，小资产阶级一天天的动摇——这种情形，工人阶级就应该变更自己的策略。

　　当时上海有一部分共产党员与先进的工人确有这样一种意见，想以武力暴动来救此种危机。但共产党中央认为“武装暴动乃是群众奋起之最高潮，并且应该有全盘计划的庄严工作，不应该在群众起恐慌之时，拿武装暴动当做一种浪漫的拚命办法，想借此以泄愤，或拿来替代现时困难的斗争。现在是群众的宣传及组织工作时期，是准备武装反抗时期，还不是直接武装暴动的时期”。于是武装暴动的意见被打消。

　　此时共产党中央决定“为防御工人阶级的孤立起见，为保存工人阶级组织及已得的胜利起见，应改变罢工的政策，以经济的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至于全国性质的根本要求，工人方面应该提议委托南北政府合组一委员会来解决。工人群众应该纠合全国的力量，努力督促这委员会，不准它对外让步，使它不能不拥护民众的要求”。并且认定“为扩大上海香港罢工运动的新途径，增加总斗争中民权运动的成分，一直到平民的革命政权之实现，工人并联合一般平民起来反对摧残民族运动的奉天军阀是必要的，甚至于联合同情民族运动的军人反抗奉天军阀都是可以的”。于是准备结束上海罢工而开始反奉战争。

　　这个决定之后，上海罢工的局势一变，一是经济斗争，一是局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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