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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第一次罢工的高潮(3)


  湖南罢工潮

  与武汉争辉并美的,便是湖南罢工潮。湖南本非工业区域,比之武汉相差很远,此地除一个纱厂外,尚有造币厂、黑铅炼厂数家,其余则有三个大的矿山:安源之煤矿、水口山之铅矿和安化之锡矿。

  如说共产党在武汉方面没有遇着竞争者,那么,在湖南方面就恰恰相反,劈头就遇着竞争者而且是非常强固的竞争者。

  先共产党湖南党部还未成立之时,便有无政府党人在此活动,其首领为黄爱、庞人铨。一九二〇年他们便组织湖南劳工会,两年以后约有工会二十,会员七千人。

  一九二一年共产党湖南省党部成立之后,便着手与黄、庞携手合作,真的,黄、庞那时候曾倾向过共产党,在他们被杀之前二月确曾介绍过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黄、庞被杀后,无政府党人争着黄、庞是纯粹的无政府党,不是共产党。其实黄、庞不失为为工人阶级利益而牺牲的有价值的战士,而无政府党人后来借黄、庞之死,在外敛钱自肥,以致晚节不终,投降杀黄、庞的军阀,实属可耻)。湖南劳工会的基础便是那个唯一的纱厂(华实纱厂),一九二二年一月发生罢工。

  罢工的原因在于工人要求奖金和一个月双薪。参加者二千多人。华实纱厂实际即政府企业,省长赵恒惕派兵镇压罢工,开枪击伤工人数十名。虽然如此,但工人依然坚持,赵恒惕不得已承认酌给奖金。罢工工人虽然胜利了,但他们的首领黄爱,庞人铨却于罢工解决之后,被赵恒惕逮捕,推至浏阳门外斩首。黄、庞因此便做了为工人阶级牺牲的英雄。

  黄、庞被杀后,湖南劳工会亦遭封闭。但黄、庞被杀却引起社会的不平,因为当时湖南省刚刚宣布省自治。赵恒惕制定什么省宪,亦曾冠冕堂皇规定人民得有什么自由权利的条文,这样一来省宪的假面具完全揭开(本来赵恒惕宣布省自治就只是军阀割据的护符)。

  共产党湖南党部便发起“驱赵恒惕运动”。这一运动不仅限于湖南,而且波及省外各埠,影响甚大。

  黄、庞被杀以后,职工运动遭一顿挫,所谓湖南劳工会分子皆逃亡在外,但共产党员却并不跑,在白色恐怖之下做极困苦艰难的工作。过数月后,开始罢工斗争,最大的当然是安源煤矿和水口山铅矿的罢工。我们在上面已经叙述过了。总之,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是湖南罢工潮最澎湃的时期,手工业工人和苦力几乎全部罢过工,而且是联合全市小作坊小铺店的同盟罢工。罢工大半胜利。湖南罢工潮也因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而归于停止。

  上海罢工潮

  上海本为全国工商业中心,但在此次罢工高潮中,却不及内地远甚。其原因:第一、上海为帝国主义的大本营,帝国主义在本国已积有百数十年压迫罢工的经验,对付中国新生的幼稚的罢工运动自然是优有余裕。真的,我们要承认那时真不是他们的敌手。至于内地,我们固然幼稚,军阀官僚资本家对于压迫罢工也同样没有经验,所以当时罢工往往在内地胜利,而在上海则否。第二、上海工人成份比起铁路工人来,女工童工极为充斥,如纱厂百分之九十是女工,丝厂则常常是百分之九十九,而且其中有一半是童工。女工童工的觉悟力与战斗力当然不及成年男工。那时帝国主义对付罢工最主要策略有三:

  (一)无论如何不让罢工胜利,不与工人订立条约,宁愿听其多罢几天工,宁愿罢工解决后由厂方自动加资,意思就是加资不是由工人斗争得来的,而是由于厂方“恩赐”。
  (二)无论如何不让工人组织工会。
  (三)即使有时对工人让步,但以开除罢工领袖为交换条件,自然开除工人领袖多以别项美名(如“调工作”,“自动辞职”等)为欺骗。

  我们遇着这样的强敌,真使我们难于应付。虽然如此,但上海工人阶级仍曾表现其好身手,仍是屡跌屡起的前进,最明显的例子,是日华纱厂两年之内发生八次罢工。我们这里来叙述一九二二年的罢工潮。

  二月上海有两个纱厂的大罢工。一个是上海第二纱厂,因为工人家属送饭时资本家恐怕偷纱,不许入厂,工人大愤,二日起罢工,参加者一千四百多人,计罢工三日。另一个是三新纱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十一日起罢工,参加者共六千多人,结果被租界巡捕压迫而失败,计罢工二十日。

  四月十六日,日华纱厂罢工,参加者三千八百多人,要求加资,结果胜利。

  四月二十四日,邮差罢工,参加者七百余人,反对增加保证金及储蓄金,并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结果胜利,罢工二日。工人组织工会。

  这两个胜利的罢工,可说给上海工人及附近的工业城市,如苏州,无锡等处不少的影响,数月之内发生无数的罢工。

  全国劳动大会后,五月二十日,日华纱厂又发生罢工,因经纱间要求按件付工资不遂而起。工人组织工会,巡捕拘捕工人,上海南京各团体纷纷援助。结果前一次加资一律有效,罢工期内发二日工资,经纱间女工技精者按件计资,但工人领袖自动辞职,工会不准存在,计罢工十五日。

  罢工潮既日盛一日,上海工部局查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逮捕李启汉同志,罪状是“煽动罢工”、“扰乱秩序”。判处徒刑三月,永久驱逐出租界。帝国主义驱逐李启汉同志,并不是真驱逐,而是递解中国官厅,并授意中国官厅,将他永远监禁。当时上海护军使何丰林仰承帝国主义意旨,不加审问,将李同志脚镣手铐送入大狱,时经两年,百计营救无效,直到一九二四年江浙战争起,李同志始被放出来,坐狱最早最苦的同志,要以李启汉同志为第一人。

  八月五日,丝厂女工大罢工,参加者一万余人,要求增加工资及减少工作时间,结果被警察干涉。罢工只三日而失败。

  从此,罢工便趋向低落了,最后发生的所谓三角同盟罢工,即金银业、日华纱厂、英美烟厂三罢工是也。

  十月七日,上海金银业罢工,参加者数千人,要求改良待遇,承认工人俱乐部,增加工资,减少学徒年限,废除包工制等,支持二十七日而失败。

  十一月一日,日华纱厂又罢工,参加者三千多人,要求启封工会,被军警压迫而失败。

  十一月二日,英美烟厂罢工,参加者九千多人,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和启封工会,结果,亦遭军警压迫而失败。这三个罢工失败后,上海罢工工潮遂一蹶不振了。

  广东罢工潮

  广东罢工潮比上海还要落后,其原因是共产党广东党部很弱,而且夹有极大机会主义成份。代表人物即现今国民党改组派的陈公博。他当时主张“联陈倒孙”[5],后经共产党中央派人前往纠正,开除陈公博及其信从者出党,自经此事变后,党部方稍能对外发展,但领导罢工仍属软弱无力,广东自发罢工也有,均无若何结果,大的罢工有两次,即盐业罢工和澳门罢工。

  五月十二日,广州盐业工人罢工,其时为国民党政府,中国有名的老外交家伍廷芳为省长,但此次罢工却是经伍廷芳之手压迫下去了,甚至于还实行取缔工会条例。

  五月二十九日,澳门全体华人总罢工。澳门系葡萄牙帝国主义的租借地,此次罢工因西人侮辱中国妇女,有华工见而殴之,被租借地政府拘捕,华人请愿释放,遭枪击,大愤,全体华人罢市罢工。由广东政府交涉,但广东内部不久发生政变,无结果,罢工自行溃散。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罢工高潮中的领导作用

  全国罢工高潮的状况我们已大致叙述过了,现在来叙述当时工人组织的状况。

  首先须叙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罢工高潮中的领导作用。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后简称书记部)在当时中国工人群众中的确有很大的威信,在第一次罢工高潮中确起了先锋的作用。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劳动大会(后面第五章还要专门叙述)就是由它发起的,而且在这次大会上通过它为全国总通信机关,俨然成为全国工会的总领袖。在大会以后,书记部由上海迁到北京,改为总部,总主任为邓中夏同志。并于上海、武汉、湖南、广东、济南设分部,上海分部主任为袁大时(现已叛变),武汉分部主任为林育南同志,湖南分部主任为毛泽东同志,广东分部主任为冯菊坡(一九三一年已离开了党),济南分部主任为王尽美同志(现已死)。书记部迁往北京,为的在当时罢工高潮中,北方铁路做了骨干,迁往便于就近指挥。真的,书记部当时确成了罢工的唯一领导者,在那样紧张罢工潮中,书记部的工作不用说是万分忙碌,差不多天天有特派员派出,遑遑于火车轮船道中;书记部的总机关报即为《工人周刊》,其他分部亦有机关报。第一次劳动大会的缺点,在于没有一个工人目前斗争的纲领,书记部是补救了这一缺点,其时适值国会重开,书记部乃发起劳动立法运动,提出劳动法,实际即斗争的纲领,并号召全国工会为此纲领而斗争(参看后面第五章),也就因此把全国工人罢工斗争的意志统一起来;而同时全国的罢工,差不多都得了书记部(总部或分部)的指导,因此书记部的信仰越发增高起来,有不少的地方罢工胜利后,由工人群众提议捐助书记部的经费,即此一端可概其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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