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中央总结报告的前言|邓中夏

给中央总结报告的前言

　　给中央总结报告的前言(1)（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八日）

　　本报告的立场

　　列宁说：“政党对自己的错误之态度如何，是最重要的最可靠的标准之一，判定这个党是否事实上能够执行其对于本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责任。公开承认错误，寻求此错误的原因，分析其所以发生此错误的环境，细心审查纠正此错误的方法，这便是认真的党的标志，这便是教育并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见《左派幼稚病》）。

　　党员也是一样，我便是从这个立场做这个七、八万字的报告。

　　时期的总结

　　第一时期，在洪湖赤区时（从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九日至十月十八日共一个月），我们的策略路线可以说没有什么错误，打下监利渡口，打下仙桃不再北进，都不是“不要根据地的冒险盲动主义的立三路线。”

　　第二时期，南渡进取常澧时（从十月十九日至十二月九日共一个月零二十天），总的策略路线完全是盲动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他的特点是脱离群众脱离后方根据地的只凭军事行动的向中心城市发展，这是错误非常之错误的。虽然我们在冒进之中曾有几次的警觉与动摇，但这样警觉与动摇，终归不能并且不敢冲出立三路线的“中心城市发展论”的圈圈以外，所以我们虽曾企图执行“很巩固的向前发展”的转变，然而不能是依据原有后方根据地（洪湖赤区）的巩固向前发展，不仅能是企图于军行所至之地造成新的后方根据地（津澧）的巩固向前发展，所以这种转变只能帮助于军事所至之地，加重发动地方群众工作，而不能帮助总的策略路线的改正。此时中央对于我们没有丝毫的指示与帮助，湘鄂西特委无疑完全同意我们的策略路线。我们南渡以后，虽然占领南县、华容、藕池、公安、津市、石门、临澧等城市，到此来除华容以外，其余皆随红军之撤退而放弃了；所建立的地方政权以及一切群众工作亦随着而消失了。这便是我们坚决执行反国际路线的立三路线之结果。

　　第三时期，退兵杨林市时（从十月十日至十九日共十天），我个人估计到目前敌人必有大举包围，因侦探工作的糟糕，以致我未能坚信这一估计。同时我提出“集中兵力选择阵地打破敌人大包围”这一战略，就纯粹军事观点说虽是适合的，但就政治观点说，它仍然是立三路线的冒险盲动主义的策略。这是错误非常之错误的。可惜事实上因运送□兵问题，连这个错误策略也拋弃了，以致遭到意外的惨败。立三路线是冒险轻进的向中心城市发展，是反对上山主义的，我们事实上也是一贯的反对上山主义，然而结果不能不上山，为的是冒险不成，回头来却与后方根据地隔断了，无路可走，不能不上山，我们终于做了上山主义的俘虏，“这又是立三路线发展的必然结果”，至于“上山逃跑’四个字相连，如果“逃跑”二字是作避免与敌人作战解释，作不愿或不敢冲破敌人“围剿”解释，是与事实不符，因为后来事实上，我们是在不断的残酷战争中生活着。

　　第四时期，败退五鹤后（从十二月二十日至一九三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共三个月零十天），在败退上山时，我们在实际的经验中，已经使我们觉悟到没有坚决执行“很巩固的向前发展”的错误，我们采取以鹤峰、石门为后方向外发展的策略，但我们在战略上是以长驱攻坚为主要的方针，这仍是立三路线的余毒。杨林市、磨岗隘两次大败以后，本军团受了重伤，无疑的需要整理训练一下，才能再战，这是一个实际问题。我们整理训练，为的是准备冲破敌人包围。我们此时反对避免作战的右倾躲避主义，也反对冲回洪湖的“左”倾冒险主义。我们认定凭借五鹤石长冲破敌人包围向外发展坚定这一策略路线，曾与“左”右倾作坚决的热烈的斗争，我，是我们唯一的正确出路。我们为了们提出“困难中的奋斗”口号，我们的行向是针对着公、松、枝、宜至津澧一线，企图利用敌人弱点击破敌人这一线的后方，所以我们曾有盘据渔洋关的企图。我们并有凭借五鹤石长的坚定性，但我们还没有注意到桑植、大庸、施南、七□的经营问题，更不用说到上下川东问题，像去年十二月（？）[1]中央第一次给红军的训令那样说：“第二军团……其后方地在施鹤下川东方向……”象今年三月一日中央给湘鄂西特委的信那样说：“施鹤巴东与桑植、大庸应成为这广大苏区可靠的后方并联系上下川东的发展；二军团主力在这一巩固的根据地上……向前发展”。中央这两种文件，我们都没有收到，以致不能把“凭借五鹤石长冲破敌人包围向外发展”的策略路线，更端正起来充实起来坚定起来。

　　因此，我们机械的执行湘鄂西特委回师解围的命令，而轻于脱离五鹤石长，以致一错再错，在党的纪律上说，我们丝毫没有错误，因为我们毫不迟疑的执行了特委回师解围的命令，但在政治上说，我们错误了，错误在没有不动摇的坚持“凭借五鹤石长冲破敌人包围，向外发展”的原来的策略路线。

　　第五时期，北渡，救援洪湖赤区时（从四月一日至五月十一日，共一个月零十天），我们为了驰援洪湖赤区，脱离五鹤石长，一千余里的长途行军，斩关夺隘，撞县冲州，这仍然是冒险轻进的立三路线。到远安，对于解洪湖赤区之围，我们采取站在敌人包围外来打，我现在还认为是对的，既然站在敌人包围外来打，不能不另造一个新的后方以为立足之地，我现在也认为是对的，因为在江左军来信所说洪湖赤区“敌人重重包围，赤区通通倒台，多数群众反水”那样情况之下只能如此做，为了保存红军实力不能不如此做，至于我们为了坚定从敌人包围外来打的策略，会有那样过分的“落井救人”的说法，无疑的那种说法是错误的，是最下流的机会主义的说法。至于新根据地的条件问题，我们当时没有国际路线的了解，机械的应用朱毛的旧经验（有群众，有地势，有给养）这是错误的。不到一个月，解决洪湖赤区之围成了幻想，造成荆当远为根据地也成了幻想，表面上虽是军事的错误（特别是当阳和马良坪的两次战争）和对大道会[2]策略的错误，根本的错误在于我们对当时的政治军事环境没有正确的了解与估计，没有看清楚在与敌人实逼处此的荆当远，在还来不及发动广大群众斗争的时间内，是不能在荆当远立足的，因为荆当远邻近宜沙，不似闽西僻处一隅。虽然我们是在不得已之中定出不得已的策略，在我们主观上是很想执行国际路线的转变，然而这一策略仍然是立三路线之另一表现，因为它仍然包含冒险主义的实质。

　　第六时期，败退鄂北到与九师会师（从五月十四日至九月二十七日，共四个半月），我们可以〔说〕是执行了国际路线的转变。我们经营均房保南为暂时根据地，巩固的向荆当远发展，与江石监沔赤区连系起来的决定与实行，以及我们对于湘西、鄂西、鄂北、豫南统一的建议，是与中央指示相符合。虽然我们最后跑上六七百里与九师会师不免有些冒失，然而我们急于需要得到党的指示，不能不如此。

　　我们应负的责任

　　对于湘鄂西苏区，特别是对于二军团（现称第三军）政治领导的错误，无疑应由我负主要的责任。虽然我在第二军团没有最后决定权，然而不论任何同志的意见，经过前委的决议，我就应该完全负责。我在上面分析错误中，虽然指出调和时代中央、湘鄂西特委的指示，以及德昌、容先同志来信，仲理、守贵同志口头报告和江左军来信，对于我们的错误有影响，然而绝对不是企图借这一切来推脱我的责任。事实已经很清楚洪湖赤区的被摧残，第二军团的削弱（枪支虽然还有增加），都应该由我负责。我在上面七、八万字的报告中，虽然我已经了解的做了相当结论，当然这些结论不会是完全正确的，我诚恳希望党加以审查和指示。如果在党的审查和指示中，发现新的错误，我无疑的用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来接受。我在此申明，我是一个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研究的党员，要犯可怜的以至可耻的政治错误，无疑是不能□的，我希望党给我以深刻的纠正和教育。党按照我所犯错误的程度，给我任何处罚（除开除党籍外）我都接受。我请求这份报告送到国际。

　　中夏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八日于洪湖赤区

　　注释

　　[1]原文如此。

　　[2]原文如此。

　　(1)12月8日中共湘鄂西省委同时发出“中共湘鄂西省委关于中夏错误问题给中央的信”。信中说：“将三军前委决议及中夏同志报告的结论寄来（他的报告共8万字，待以后继续送来）”。这七万多字的正文、问题的实际情况、过程及邓中夏的分析，却被以夏曦为首的中共湘鄂西扣下了。之后，何时、如何把正文上交中央的就没有下落了。这便是直至今日看不到“事实真相”的原因。（见1931年12月8日，中共湘鄂西省委关于中夏错误问题给中央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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