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赏中山先生之工农政策|邓中夏

赞赏中山先生之工农政策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

　　中山先生在逝世前几年才决定农工政策。这样不是中山先生以前没有想到，以中山先生超越古今的智慧聪明，那有想不到的事。只以前中国的农工阶级尚没有表他们的力量与革命性，中山先生是一个实际的革命家，自然不像一般书生那样去作无谓的空想。

　　在欧洲帝国主义大战的几年中及战后的前几年中，中国工业化的速度进展得十分迅速，在外国资本的工业之旁，在买办式资产阶级之旁，发现了新的中国工业资产阶级。上海、天津、汉口、长沙、青岛等处工业区域很快的都产生新兴的工人阶级的广大的群众，于是这一个工人阶级立刻就在各处开始罢工与组织工会的活动了。俄罗斯十月革命的成功，及西方各国工潮的高涨，都给予中国工人阶级巨大的影响，他们的战斗形势，益发汹湧澎湃而不可遏抑。

　　这些事实都引起中山先生的兴趣与注意，特别是一九二二年与帝国主义血肉相博之香港海员罢工（中山先生亲自帮助过），和一九二三年与军阀短兵相接之京汉铁路罢工（失败后中山先生扼腕不置），更使中山先生受一深刻的印象及感触。立刻就注意这一新兴的势力，于是农工政策从此就在中山先生的谈话与演说中一一披露出来了。等到国民党改组，召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山先生废除困难，坚决的要将农工政策加以确定，在宣言上特别说明工农在国民革命之意义，其文曰：

　　“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因其所处之地位，与所感之痛苦，类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之运动，要必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助其发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一方面又当时对于农夫工人要求参加国民党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之进行，盖国民党现在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制于农夫工人的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的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己而奋斗。”

　　在上述一段文中，对于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国民党对农民应采取之政策，说得非常明澈。原来中山先生是一个实际的革命家，一切政策都须问一个客观条件是否有可能。开始组织兴中会时，曾采暗杀政策，因为当时只此有可能。同盟会成立以至辛亥革命，曾采用联络土匪煽动新军政策，因为当时只有此可能。癸丑失败之后，曾采用专门军事救策，人民当时只此有可能。逝世时前几年采用农工政策了，也是因为此时已有可能。

　　不幸中山先生确定农工政策不久须逝世了，如果天假之年，则工农政策之意义当更为丰富而正确。

　　列宁相信无产阶级能领导革命到底，达到被压迫者完全解放，就因列宁在一九零五年者见俄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力量与其在革命中进行中的地位，即使中山先生不死，能见刘杨之战东江南路之役，以及这次五卅运动的上海大罢工与省港大罢工，工农阶级对反帝国主义及肃清反革命派运动中表现，伟大力量，可决其必与列宁的思想与策略当更为极近而符合。可惜中山先生不在了！

　　我们后死的同志应继承先生之遗志，使农工政策继续发展，以达到国民革命的完成，我们应有一个坚固不拔的信念就是工农阶级必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资产阶级之买办、银行家、大地主固然是反革命就是新兴工业家虽因外资外货之压迫而有革命之情绪，然而亦不能革命到底。小资产阶级中之小商人、知识者、自耕农有革命的需要，亦因组织涣散，力量孱弱，又有顾虑，只能做革命的助手，使革命增加势力。只有无产阶级之工农人数最多，组织最固，革命性亦最强，在任何形式的革命中，只有他们能冲锋陷阵，桢厉无前，革命到底。假使工农不能参加国民革命，则革命进行必定不能猛烈迈进，革命政府亦必定不能巩固政权，镇压军阀的反革命。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此点已开始认识而承应了，我们所有同志应坚固之，笃行之，不要因何种关系而自起动摇以损害国民革命之进行。

　　农工政策施行不到两年，国民党得以扩大，革命势力更以发展，其效如响斯应，有目共睹，但是，可惜中山先生不在了！

　　署名：中夏

　　（原载《人民周刊》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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